①贬谪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是一种强制性措施，通过对负罪者减秩降职、出之外地等手段，使其“思过自效”。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贬谪制度起源甚早。到了唐五代，贬谪制度亦因之完整、严密起来，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补充。

②综观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的贬谪史，可谓严酷激烈，繁复多变，其内里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表现出难以缕述的丰富样态，但从整体来看，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文士多逐臣，乃是其较为突出的特点。这几大特点，深层次地反映了唐五代贬谪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③唐五代的贬谪主要有既降品秩又远迁异地者、降秩而不出京者、不出京品秩不降而投闲置散者、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等几种情形；唐五代的贬官主要有左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和流人等几种类型；而一些史书未明言为贬实则与贬谪无异的外任，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及东都分司官等，亦当视同贬官。但无论是典型的贬官，还是普通的贬官，在实质上都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都体现了君主对臣子的疏远弃逐，都体现了政治这柄双刃剑给予逐臣的警戒和惩罚。

④我们知道，古代士人价值的实现与其同君主间的距离密切相关。从大的方面讲，“修身、齐家”的士人必须借助现实的政治权力才能“治国、平天下”；从小的方面讲，个人禄位、仕途风光等亦须尽可能接近君王才能获得。就君与臣的关系而言，品级愈高，职掌愈重要，愈见君主的信任与器重；而由高官降为卑职，由清要之所到闲散之地，由庙堂之迩到江湖之遥，都意味着与君主在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上的扩大与疏远，都意味着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弱化与沦落。

⑤这种君臣之间的掌控权，握在君主和用事者手里。他们通过改变君臣的距离，来操纵臣僚下属的升降荣辱，进而实现对文武百官的驾驭。其正面效用，是对那些欺罔、逞欲、不职、不法的官吏予以应有的惩戒，使已犯者受罚，未犯者知惧，从而约束官员的行为，维护朝廷政治运转的稳定进行。这也是贬谪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其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为昏戾之君逞雷霆之威而无节制，小人窃柄，弄权者得以上下其手，挟私报怨；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大批忠正之士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身去国，万死投荒，使得他们大有为之生命在穷山恶水中被消耗。

 （取材于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有删改）

传统艺术创作强调“意在笔先”，先构思，再下笔。但实际创作中，创作可能受“鬼神”牵引而行，完全另辟蹊径，走向一个完全“另类”的逻辑。这个牵引艺术家创作的“鬼神”，就是直觉。

直觉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它潜伏在人类意识深层，在人类自觉的意志和意识控制之外。受到某种特殊的心理诱因或视听感觉触动、诱发，它会突然神光闪现，隐秘甚至诡异地出现在意识表层，主导人类思维。直觉有由内而外、直接、突发、稍纵即逝、非逻辑性等特点。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可以证明“直觉思维”的存在，在科学、艺术、生活等领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因此，有心理学家把它称为人类视、听、嗅、味和触五个基本感觉之外的“第六感觉”。

艺术直觉同样存在于书法创作中，并且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书法家临池挥毫，虽然自己事先打了腹稿，有了“运用之方”，但下笔触纸瞬间，宣纸上的黑白空间格局、关系就产生了。“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画面的存在，立即生成了自己的“延伸逻辑”。因此要往下写，就不能按原先的腹稿，必须“信属目前”，尊重眼前“视觉反应”的呼唤。这时候书法家不可能停笔思考，分析，判断，因为那宣纸沾上水墨，瞬间四下奔散洇发，你任何一个心理停顿，都会在笔下留下痕迹，甚至导致作品毁坏。所以此时就必须依靠“直觉”，跨过信息输入、大脑运算和判断，直接跟着感觉走。这时候你的心就是你的手，你的手就是你的心，“幽思入于豪间，逸气弥于宇内。”（张怀瓘《书断》）“直觉”引导艺术家实现理性状态下无法企及的艺术创造性超越。

西方部分心理学家常常强调直觉的不可知性，认为它似乎是某些人的某种神秘本能。笔者以为，先天的因素应该存在。因为近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遗传基因是人类不同地区和民族生理、性格和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为进一步探究人类不同民族、家族的思维模式差异的成因，别开思路。另一些科学家则强调后天因素的影响，认为长期的职业训练，是某一人群形成特殊的直觉能力的主要原因。那种“直觉”引导下产生的迷人的自由创作境界，于长期艰苦执著的技术训练。因此对于学书者来说，既然影响“直觉”形成的两大因素——基因遗传和家族“集体无意识”都不是我们自己可改变的，那么我们唯一可努力的就是自己的勤奋与执著了。

(郑晓华《书法创作中的直觉》，有删改）

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人们打量儒家的眼神，近代以来一边倒的负面印记得以洗刷，儒学的声誉和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改革后，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对峙中逐渐地舒缓过来，儒家符号也从以往所附赘的种种污泥浊水之中拔举而出，向着正面的、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地挺进。在这种新形势下，儒学发展的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它既不认同现代主义，也批判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西调和主张，而是开辟一条新的回归传统的路，我们姑且称之为批判传统主义。

这种思想主体性的转移，显然是在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不简单地拒斥现代主义，而是在现代性的泥淖里摸爬滚打了一番之后，抖落一身征尘。批判传统主义对现代主义做了很多深刻的检讨，认为现代科学的状况是受到理性主义者傲慢自大的损害，理性主义汲汲于外部世界的征服和人类社会的控制，而日常生活却严重地科层化和流于精英主义，人类普遍地精神性日渐萎靡。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各种暴戾的现象层出不穷，理性之设计和安排则捉襟见肘、应对乏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和知识权力，反而可能成为对自然与社会施暴的渊薮。在主流文化形态以外的民间知识和传统智慧被彻底地边缘化。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漠视其他方面的人类潜质，对生命的意义和日常生活方式，要么是关注的太少，要么是随意的规划与支配，人的存在成为各种力量拨弄的玩偶。批判传统主义在面对现代性的姿态上，与主张调和的一派稍许相像，其理性的分析立场可以看作是对西方的情绪性拒斥的轻微调整。

但批判传统主义并不重视融合的方式，甚至不认同中西会通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体，必须回归到自己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是基于特定的文明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其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所属成员的思想变化是有其自身轨迹可循的，不因时代的改变和评价标准的游弋而彻底丧失掉认同感。

从表面上看，批判传统主义仍然延续了求援于传统的策略，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复旧感。但实质上，这一新的思考和相关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回旧的历史。哈贝马斯说：“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批判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它的语境已不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倾慕、拜服和对自身文化的反观自省，而是试图跳出中西对立的格局，在新的全球化版图中重置中心与边缘，将儒家价值的普遍性和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放在同一平台上来衡量。

（摘编自景海峰《警惕当代儒学走向极端：排他、自大和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