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方法论，中庸之道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运用，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洛诰》的“时中”等。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出自《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义。

为什么孔夫子要悬置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难做到，却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标准的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呢？缘由大约有三。其一，儒家以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中道的思想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成功秘诀，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农业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由单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复性，是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的社会背景。其三，同时，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也为儒家凡事追求最优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

(摘编自王泽民《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骨髓》)

材料一: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查处违法广告1.5万余件，罚没款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9%和292.7%。披着各种“马甲”的虚假违法广告屡屡得逞，假医生、假专家等大行其道，不仅极大损害了人们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诚信氛围。

2017年11月，54岁的郝如翔下班路上接到一份传单，上面邀请有老年人常见病的、头疼、腰疼等患者免费听健康讲座。身为山西朔州工商局副局长，郝如翔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骗局。随后郝如翔连续2天卧底讲座，取得了扎实证据，一举端掉了这个以推销保健品为名骗取老年人钱财的团伙。

沈阳的郑大娘2年花了10多万元买保健品，病没治好反而还加重了；青岛一名老人花光毕生积蓄购买保健品后，发现被骗跳海自尽；2016年大学生魏则西的离世将网络虚假医疗广告推上风口浪尖……

一些医药、保健品、医疗、投资、收藏等广告，往往打着讲座、访谈的幌子，误导消费者，欺骗性更强。

近年来，各级工商部门对虚假广告的查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应当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虚假违法广告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呈现出不降反增态势，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摘编自陈晨《捍卫市场诚信涵养社会信任》，《光明日报》2018年7月10日)

材料二:

全国信用归集监控数据

双公示数据监控(单位:万条)

（注）黑名单为失信行为信息，红名单为守信行为信息。

(摘编自全国信息共享平台《红黑名单数据统计》)

材料三:

事实上，将大数据用于信用体系建设，一张多维度、全方位的信用网络正在全国编织。从加快建设律师、导游、房地产中介等14类重点职业人员信用记录，到央行要求建立覆益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和互联网信用体系，从“老赖”信息全网公开,到建立诚信典型行政审批的“绿色通道.....多措并举,奖惩分明，让信用建设，诚信监控形成体系，让“诚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成为惯例。一张“诚信画像”，画出了道德修为的高低，也将决定授信额度的多寡。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向守信企业发放贷款63.2万笔。信用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将无形的诚信变作有形的激励,诚信必将蔚然成风。

 (摘编自石羚《为诚信建设插上数字化翅膀》,《人民日报》2018年5月8日)

材料四: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在中国，品行端正的人在逐渐增多。

在商店进行支付、缴纳公共费用、支付出租车费，伴随快速无现金化而来的所有支付情况，都可以从绑定银行卡的实名登记智能手机中采集到。每个用户会因采集到的相关信息被给予不同的信用评级。

评级的标准不仅依据用户有没有按要求付费等基本信息，还要看用户在打车时是否突然取消订单，或在骑共享单车时有没有把车正确停在白线框里。通常来说，骑行共享单车30分钟只需花费1元人民币。如果用户被确认存在偷盗或破坏车筐的行为，其信用等级将立即被降低，下次再骑行共享单车时，其费用会直接调涨至100元人民币。

而且，如果用户信用等级大幅下降，其今后在乘坐高铁或飞机时都会受到严格限制。相反，如果信用等级上升，就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待遇。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2018年3月30日）

公民是个普世的概念

⑴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公民？因为他或她，不能当臣民，也不能做“顺民”。

⑵在中国，“公民”意识的缺位，来自沿袭千百年的臣民、顺民、子民观念。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经历了从“子民”到“国民”的进步；然后又从“国民”改入“人民”的行列，一圈圈转磨，却滋生出更多的顺民、愚民甚至于“文革”暴民。虽然“公民”一词自建国始已进入国家宪法，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一步看似近在咫尺，历经近一个世纪仍然步履艰难。

⑶翻开“五四”的页面，一批文化精英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凭借独立思考之理性精神，勇于探索社会出路之责任意识，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中。当时无论是工商界的罢市罢工，还是各个阶层的抵制日货行动，甚至是底层劳动者抗击自身卑微地位的斗争，整个社会都在试图寻求“独立人格”与“个性解放”。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以青年知识精英为首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责任等意识，实际已悄然在社会肌理中生根发芽，“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具备。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实质正脱胎于“五四”。

⑷然而，由于战乱、运动、传统惯性等种种原因，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发达，一直不足以影响政府决策，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一直没有完成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根本转换。近几年，“五四”所倡导的公民精神终于获得了成长的机会。2007年，政治学者俞可平以一句常识性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名震四海；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阐述中国市场上国营、民营、外资三股力量在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对公民社会成长产生的积极作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因为“反乙肝歧视”，当选为“2009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

⑸是的，他们都是公民。作为公民，地位有高下，名气有大小，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相同的。我很佩服两位中国公民：韩寒与郝劲松。作家韩寒积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智慧的言说和理性的态度，树立了一个公民样板，“公民韩寒”成为一个蕴含着青春和寄托了希望的流行称谓。作为法律工作者，公民郝劲松挥舞“法律斧头”，以“不服从”的劲头，勇敢地站出来，依法理性维权，成为一个“勇于用法护法的公民”表率。一位网友说：“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对民意的谦卑，正是公民社会一个获得理性光照的公民的高贵举止。”

⑹公民要“说话”。公民表达是为了公共利益。作家鄢烈山把自己的写作称为“公民写作”，说“首先得把自己当成公民，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摄影师卢广用照片“说话”，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呼吁政府与民众保护环境；中国绿眼睛保护组织，以“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为使命，用眼睛“说话”。2009年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行动”被视为公民用行动“说话”、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这一事件最终获得了多赢的局面：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和环保意识，媒体坚守了新闻操守，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空间和潜力，也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并逐渐成长起来。

⑺公民是人，公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应该是尊重公民权利、公民自我做主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而“身体维权”，则是2009年公民在尊严遭践踏、利益被侵害的时候，公民以一己之力绝地反击的一曲悲歌。无论是工人张海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最终推动了职业病相关法规改良；还是司机孙中界为尊严一怒断指表清白，揭开上海钓鱼案黑幕，无不显示公民维护个人尊严和权利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当下中国社会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

⑻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底盘，而“公民”本身更是一个普世的概念。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首位变性人阿曼达·辛普森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高级技术顾问。是啊，变性人也是人，也是公民，也有平等参政的权利。公民社会，哪有那么多的身份禁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