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

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乌篷船的前世今生

①江南有多少条流水？不知道；江南有多少只乌篷船？也不知道。只知道无数落叶一样的乌篷船密布在南方流水之上，轻灵而小巧，载不动乡思也载不动愁怨，我坐着它游太湖，也坐着它访西湖，感觉自己就是归乡的俞平伯或辞官的张季鹰。

②乌篷船就应该停泊在绍兴水码头或周庄双桥下，配上水泡般的拱桥、布满青苔的石级，还有古镇老街，那就是最写意的中国水墨。乌篷船就是中国画中的水墨小品，它离不开芦花飞白的河滩、月下凝霜的板桥——它与蓑翁独钓、鱼鸦孤立、夜雪晨霜、寒山瘦水最相宜，它离不开它们，或者说它们离不开它，江南的河流、月夜、江村，有一只停泊的乌篷船，一切就全活起来，你仔细倾听，会隐隐听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旋律，还是用琵琶弹拨，乌篷船出场不能缺少二胡与琵琶的伴奏——当然，风景区的乌篷船更多是一种表演道具，缠头帕的船娘在摇橹，还会唱一些古老的吴歌。但在我故乡芜湖，有一个地方叫万春圩，那里的乌篷船仍与生活不可或缺。

③万春圩的河流纵横如棋盘，乌篷船多如过江之鲫，河两岸遍植桑与柳，桑叶青嫩，柳絮儿纷飞如雪，油菜花一地金，豌豆花一片雪，路上除牧童外不见行人，行人皆划一乌篷船下地干活，小船就系在田头柳阴下，舱里码着将插的新秧，新秧碧青可人，也放着刚摘的菜蔬，韭菜带白花，新蚕豆嫩如碧玉，还有鲜藕、鲤鱼、菱角与莲蓬。乌篷船贴着水面疾飞去赶早市，晨雾如纱蛙声似雨，一盏马灯红在船头，照着舱里鹅鸭呷呷鱼虾蹦跳；还有半篮出售的野荷花，野荷不白，红如胭脂，装在六边花眼小竹篮里，一路幽幽香过去。

④乌篷船最适宜乘坐中国女子，打油纸伞的苏小小，浣纱的西施，还有写词的李清照。乌篷船有一种宋词意韵，与南方的戏曲最贴切。黄梅戏、越剧或锡剧，让人联想到青衣长长甩起来的水袖、白面书生单薄的对襟与青衫——乌篷船的性格就是书生式的羸弱，一种女性的阴柔，它静静停泊在月光下桥洞里，与农耕时代乡村女人在身段与气质上浑然一体，她们放在一起是如此和谐，她们本来就如此和谐地厮守了一代又一代，她们人生中几个柔情片断，都与乌篷船紧密相连，中国式的文人情感，大多也就寄托在乌篷船的剪影里，这便是一叶扁舟遁隐江湖。

⑤很多都市男子都梦想拥有一辆宝马，我却只有一个小小心愿，购置一条乌篷船，就停泊在后门口的水埠上，月夜寂寞时带上童年的阿娇，摇着它一路穿过左一道右一道外婆桥，前面等待我的，肯定是一个最优美最古典的中国梦。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近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在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而来，组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的感受和想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他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有删改）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斩断。

因此，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

本世纪初，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致”，“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地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

（摘编自《新华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