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宁夏

①一出银川机场，天旷地远，阳光敞亮，刚才还汗津津黏糊糊的胳膊，像用干沙子搓过一样爽净。人粥似的闷燠的北京给甩远了，它追不上我了，眼下的空间突然无比阔大。

②银川的得名，有记载的一则是，前秦符坚的骢马城就在这一带，因符坚是氐族首领，而氐族语呼骢马为“乞银”，故而放牧“乞银”的地方就叫“乞银城”，后来叫顺了嘴就叫成银川了。

③而宁夏的名字的来历追溯起来，可就是一部宏大的传奇了。

④宋初，党项羌李元昊确立西夏帝国并称帝，版图之大，气焰之嚣张，立国时间之久，史所罕见。李元昊此人强项而英纵，似乎特别喜欢斗气儿。范仲淹恳求他，只要答应不再使用“帝”字，他要什么给什么，满足一切要求。李元昊并不买账，偏要大用特用这个“帝”字，能把人气晕。形势对他不利时，他也假装顺从，自我蔑称为“兀卒”，其实埋了钉子，后经人破译，乃“吾祖”的谐音，对方回信若依此称呼，即落入“我的爷爷”之陷阱。你说可恼不可恼？但宋朝硬是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有强悍的实力。成吉思汗可能也是被李元昊的后裔们气坏了，发誓非荡平西夏不可，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灭掉。

⑤在宁夏，你还会不时听人提起黑城子，那是西夏的故都，又名哈拉浩特。“哈拉”，黑也，“浩特”，城也。那里的最后一主“黑将军”似应早于李元昊，他勇冠三军视死如归的惊天气概和他在城破前窖藏贵重金银文牍器物的故事，至今流传在民间。

⑥西夏啊西夏，在历史的长夜里，二百年，太匆匆，你来得迅，去得疾，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如一节在激荡回旋中戛然而止的雄浑乐曲，又像一个酷烈而又浪漫的噩梦。元灭西夏后，置宁夏路，始有宁夏之名。宁夏就是扫平西夏、永保安宁之意。

⑦去看岩画的那天，天气晴好，贺兰山在银川城的西北方向若隐若显，勾勒出雾岚似的一溜长线，其幻影似一队骑手控驭着骏马，与我们的汽车并排比赛速度，车跑多快，它们也跑多快。贺兰岩画便藏在数不清的山谷中。我们入一谷，细看沟谷两崖，果有姿态各异的奇怪图案赫然而现。岩刻五花八门，还杂以天书样的西夏文字，其中似人似怪的头像特别多。

⑧我被岩画之谜吸引着，不由遥想上古游牧人，顶风冒雪，辗转深山荒滩，日夜与牛羊为伴，好不孤单，那种欲与天、地、人、万物生灵对话的强烈冲动难以抑制，却又苦无对象，于是以凿刻为语言，把原始的思维和郁积于胸的怒吼注入了这万古不灭的岩画。

⑨翌日清晨五点多，我们又出现在中卫。中卫在大西北是很有名的，这固然由于它军事地位的险要，但也与风沙大有关系。它过去出名是因饱受风沙之害，现在出名则因为是全国的治沙模范，并获得了国际声誉。这里年均刮风900个小时，平均每10小时出现一次风沙，最大风力11级。历来中卫人不知修了多少庙，祈求神灵保佑，锁住沙龙，然而无效。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那就是著名的“沙坡头奇迹”。我这次才弄懂是怎么回事。原来，英雄的中卫人民用半隐蔽式麦草方格沙障来固沙，采用1×1米格状草沙障先铺在大片流沙上，遏制风速，而后再在草方障内植草造林。多年来，在包兰铁路两侧连绵不断的沙山上，罩着一张由草方格组成的无边无际的巨网，而在这无数的网眼里又长起了或疏或密的青杨。

⑩中卫又名鸣沙洲，它的沙子原是会“唱歌”的，有“沙坡鸣钟”之称。但中卫的响沙已有十几年不怎么唱了，人们从高坡滑下，难得听到鸣沙擂鼓了。因为绿化造林，使大气变化，影响到沙粒的频率，“共鸣箱”结构给破坏了。这是一种积极的破坏，破坏得好。当自然奇观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人类往往还是选择了文明。

⑪须弥山石窟是此行的最后一个点，它距固原50公里，位于六盘山北端，始建于北魏中晚期，是西北历史上最悠久的石窟之一。我们抵达时已近后晌，见这一带山大沟深，地貌苍古，其大佛楼释迦牟尼坐像有20多米高，仪态威严，雍然大气，很有震撼力。说实话，比起全国驰名的几大石窟，一点儿也不差。

⑫但不可思议的是，它直到解放后才被发现，旧的府县志中几乎没有记载。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距银川市仅40多公里，它们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发现。我想绝不是没人发现过，只是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发现者少罢了，何况发现了又如何？为生计奔劳的人，顾不上琢磨，又缺乏起码的通信条件。从另一面看，它们的发现之晚正说明西部的文化土层何其厚也，有待发现的东西何其多也。现今西部文化大放异彩的际遇来了。听说，中央已拨巨款发掘西夏陵，世人也期待着东方金字塔之揭秘。

⑬此时，斜阳把赭色的光影投射到伫立了千年的裸露着的错落有致的佛像上，佛容凝重而肃穆，加浓了沉思的氛围。眼前是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干沟，千山万壑的波涛。我知道，从这里出去不远便是西吉、海原，还有沙沟，再向北，是银川平原、沙坡头、贺兰山，全是些沉积了无数苦难和奋争的地方。历史烟云一一从眼前飘过，我想象着，汉武帝六临朔方驱马击剑出萧关，拓拔魏万马奔腾踏平赫连勃勃，唐太宗大破匈奴勒石灵州府，康熙大帝三次御驾亲征平定噶尔丹，还有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啸聚金积堡，把反抗满清暴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这片伟大的土地，真个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⑭此刻周遭静谧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但忽然间，我听见深沟大壑的上空，像盘结着携带豪雨的云团一般，轰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这不是我的幻觉，神秘的、蕴藏着中华民族巨大精神财富的土地，本不该是如此沉默的。“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我深信，不管人类文明发达到了何等程度，我们永远需要不断回归精神的故乡。

（取材于雷达的同名散文）

马寅初：兄弟我很硬朗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我今年73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直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印象是：“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告诉记者，父亲1961年以八十高龄回故乡嵊县视察，由于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于停止了这个习惯。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有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议他竟然不来听讲。

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然存在于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在1958年屡遭点名批判期间，马寅初说：“我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60年，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不妥协的学者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撤离燕南园，回到东总布胡同的旧宅。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从此，马寅初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马寅初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很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心，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的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转自《北方新报》2012年3月19日，有增改）

我曾以为自己像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高开了地面；我曾以为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一一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是小轿车变成了玩具，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我有多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远无云时，塔顶上可望到外省……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撼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朽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尝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飞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伦理指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则，经济指物质生产、流通和交换活动，都是名词性的专指概念。与此比较，美则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人对现实的审美评价引人爱这个世界，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持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历史看，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诗或《诗经》作为文学形式，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审美和情感表达，是美学的，但自孔子时代始，其道德、政治喻义被历代经学家进行了无限发挥，《诗经》因此几乎成为社会风教和政教读本。与此一致，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其审美和艺术特性自不待言，但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或美与德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式》“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扣互取代，即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徳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且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来讲，美不仅在源发意义上成为人性向善生成的内部动因，而且也是道德外化的形式。所谓以美储善或以美导善，最终生成的仍是一种以审美作为标识的道德形象。或者说，美与德的关系，在中国古典关学中可以表述为首先以美育德、继之以德成美的连续性过程。

（摘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