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南海 I号”。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文物。

“南海I号”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和建造手段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和船中瓷器情况来看，该船极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目的地有可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而对沉船上那些具有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南海I号”沉船由于受到海洋生户、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扩“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魏峻《一艘自南宋船——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

材料二：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水下的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不断的开发，同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根据国法则和条例，出台相关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并制定相关的规范政策。因此，世界上9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制定，并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公约》强调的基本原则有：

（一）“为全人类利益。水下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各个国家都要对其进行保护。

（二）原址保护。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文化遗产，以对其进行考察或建立档案资料，人们的这些活动不应该妨碍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

（三）不应该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以交易和投机为目的的商业开发。

（四）合作共享。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相互合作帮助，有可能的话，也应在对这种遗产的调查、挖掘、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等方面开展协作。

（摘编自万晓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探析》）

材料三：

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我国古代沉船“泰兴号”，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想法，哈彻砸碎了其中60 多万件，将剩下的交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专家携3万美元赶赴荷兰进行回购。但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我们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随后“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提交给了国家文物局。1987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之后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行之《中国水下考古25年》）

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

A．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大政策持续发力

B．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就业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C．各级各类教育长足发展人力资本存量

D．互联网技术新岗位、新职业个体就业质量

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

随着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健康观念的变化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毒副作用相对较大的化学药，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逐渐被世界认识并接受。中医药学优势日益凸显，中医药服务发展迅猛。

目前，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之一。中药种植业、中药制造业、中药流通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我国每年向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逐渐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进入较为平稳的发挥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年的3318．7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223．92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7．02%。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中国报告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销售额已超200亿美元，而作为中药起源地的中国，却无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2012年在中药出口品种中，中药提取物出口额仅为11．3亿美元，占中药出口额的48．5%。中药材和饮片的出口额为7亿美元，仅占出口额的33%。

（摘自2013年11月20日中国经济网）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据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药被国外企业抢先申请专利。中医药如今成了发达国家的“摇钱树”，“老祖宗的宝贝”沦为人家碗里的“肥肉”，难道不该警醒吗？

中医无国界，技术有归属。中医药扬帆起航，走出国门，不能丢掉国际话语权，必须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知识产权，筑牢“防火墙”，烙上“中国印”，让中医药这座宝库永远姓“中”。

（摘自201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2017年初，浑身布满穴位的针灸铜人，在瑞士日内瓦世卫总部亮相，而早在2011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了中药治疗甲流的临床研究成果，这两件事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在西医看来属“不治之症”，中医依然能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中医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解决一些西医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医药在海外蓬勃发展，中医药目前已遍及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有1200多个，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有50多万名。

（摘自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