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神是传统戏曲的本质属性之一，几乎所有的古代经典戏曲剧目，都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即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客观地观照时代特征，辩证地分析社会本质，具有明确的个人主张和社会教育意义。

上世纪初，随着新剧进入并风行中国，传统戏曲也开始了改革，现实题材被大量采用，诸如革命暴动、妇女解放、时事新闻等。于是写实与写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剧目，为数不多。但是，无论从文学性还是从戏剧性而言，现代戏曲完全可能发掘、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人物形象。其所倚靠的，有对史料的新发现、对人性的再挖掘、对时代社会的再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性推论和感性想象。

上海京剧院的革命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和构架，演绎了1949年前后几位狱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综观全剧，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观众可清晰地感到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该剧的第一男主角范文华既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叛徒，他在狱中经历了一场  “不坚定的革命者——不彻底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过山车”。范文华这一人物不仅担当了全剧矛盾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更是建构了全剧的多元主题，即“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和“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饰演范文华的傅希如则藉剧本之力，表现了强烈的精神痛苦和意志迷惘，不少观众认为，这位不坚定的共产党人从惶惑到抉择的过程，要比众多纯正面和纯反面的人物形象更可信，对革命胜利主题的诠释也就更有力。看来，对于这一经过对历史的分析、对人性的诠释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当代戏曲现代戏的观演双方都有审美的需求。

回顾小说《红岩》问世后57年间所出现的优秀改编或延伸作品，无论英雄、叛徒还是敌人，许多艺术形象都成了后世可复制却难超越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不仅因人物鲜活、艺术精湛，且因彼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经远去、不能复返。

现实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求最形象、最真实和最深刻地反映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既然要以高度提炼的典型取胜，那么其典型性必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所牵制和限制。这也许就是一些经典现实主义剧作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当代舞台时，频遭笑场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永远处于社会变化、时代变迁的危机之中，始终经历着不断发现典型、创造典型的过程。

（摘编自胡晓军《戏曲的现代性及现实主义》）

从小听说太史公久历名山大川而为文有奇气，颇心向往之。但是过去读《史记》常觉得不过瘾，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奇气”。那时总以为只有庄子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战国纵横家的辩才和词锋，苏东坡的豪放潇洒，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华丽铺陈，才称得起文“气”。后来稍谙世事，从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出发，逐步体会到他的笔调之深沉、隽永，不同凡响。然而，还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怀着压抑无告，欲哭无泪的心情，通读了《史记》，才真正感受到那强压在字里行间的满腔悲愤之情，对司马迁自称修《史记》是为了“意有所郁结”，“以舒其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太史公文章之“奇气”所在。

这“奇”不仅在于以极其简洁、凝练的文字囊括了广袤的空间和绵远的时间——纵横万里，上下千年；也不仅在于生动地刻画了数以百计的文臣、武将、帝王、游侠、骚人、处士，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千载之下，仍然能使读者不知不觉跟着作者去爱、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李将军（李广）列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都知道，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说了几句话而获罪，遭受了宫刑。他对汉家天子的刻薄寡恩有切肤之痛，对李陵始终抱着惋惜和同情。但是他既不能作不平之鸣，也不能发怨谤之声，只好把种种复杂的感情通过为李陵的祖父一代名将李广立传抒发出来。

《李将军列传》全文不过三千字。从李广的祖先写到他的孙子，也就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经一百余年。写了李广身经百战、屡立奇功的英雄业绩；写了他一生坎坷、凄凉悲惨的下场；写了他多少次化险为夷、惊人的大智大勇；写了他廉洁、朴实、身先士卒的品德。还从文帝的赞叹、士兵的爱戴、匈奴的畏惧和百姓的怀念，多侧面地反映出他的可敬可爱。这里面有千军万马□战方酣的古战场情景，也有单枪匹马、深入敌阵的惊险场面。如果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笔法，恐怕再加一倍笔墨，（   ）不足以充分表达这一切。（   ）主要的是，作者通过精心选择的事例，刻画出李广的鲜明性格；而且处处使他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自然形成对比，在人物形象一步步完整和深化的同时，李广一生的悲剧也一步步推向高潮。

……

堪与《李将军列传》相表里的另一篇，是《孝武（即汉武帝刘彻）本纪》（此文一说非司马迁所作，但我认为还是反映他的观点的）。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传记。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别是以开拓边疆著称。但是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反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此，通篇都是求神、炼丹、封禅、怪异之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一个汉武帝一生没干过别的。而且他还常常为方士所骗，发现之后，就杀掉一个，接着又去上另一个的当。尽管司马迁自己也崇尚黄老，尽管在那个时代，这类事还不像科学发达的今天看来那么荒诞无稽；但无论如何，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总不能以求神炼丹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汉武帝是相当不堪的。与《汉书》中所写的“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好在《史记》不是编年史，那个时期的重要史实都记载于当时的文臣、武将，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传。例如拓边之事主要在《大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列传》中，后人是不能责怪太史公不忠于历史的。

如果说，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通过正面的叙述，以弦外之音暗示了他对李氏祖孙的同情和不平，那么，在《孝武本纪》中，他是以独特的省略来表达他对汉武帝的怨怼。这省略，这沉默，远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可以收“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当然，为项羽立《本纪》，把当朝开国皇帝手下败将写成悲壮的英雄，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笔，关于这点，论者已经很多。可惜后世修官史的再无此襟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虽身遭刑戮，却丝毫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那种精神状态。他不加回避地写了大量本朝历史，始终坚持对刘家天下的独立见解。

正统观念比较强的班彪对《史记》颇有微词，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殊不知太史公以刑余之身，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用他的笔写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班氏父子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也正是一部《史记》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文学史上始终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原因所在。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算得是千古知音之谈。

黑白苏州

①许多年以来，古老与风雅便是我梦幻中的苏州。走进这座古城，仅仅是走马观花式地阅读，就发现苏州果然很老，枫桥、寒山寺、胥门……它们附丽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古老；苏州果然很雅，小桥、流水、园林……其中散淡的韵致一处比一处风流。岁月深处，苏州是一片家园厚土；折身之间，苏州是一抹秀色青青。

②然而，最触动我心灵的，却并不是这些早已为人稔熟的文化元素，而是这座古城蔚为大观的黑白文化——成片成片黑瓦白墙的民居，一匾一匾黑底白字的招牌。那几天，我往返于与之相邻的几座城市，惊奇地发现，一出苏州境域，就没有了这种黑白鲜明的城市色彩。显然，“黑白”只属于苏州。

③黑白苏州！这就是我行走中体味到的苏州本色。不管岁月如何流转，世事如何变迁，苏州，撷取着城市历史与人文精粹，借助建筑和招牌，以“黑白”之文化创意，构筑出了风姿绰约的形象外观，令苏州的灵魂在黑白分明的时空中轻舞飞扬。纵然历经两千多年时光流水的冲刷，这种黑白风格的城市色彩也丝毫没有淡化，抑或变形。

④其实，苏州给人的最初印象本是柔美的——吴侬软语、垂堤杨柳、丝绸苏绣、茶肆评弹……这个历史文化名城，2500年来承载了太多的春花秋月，孕育了太多的文采风流。一代代美丽的苏州女儿家长成嫁人，小桥、流水旁的人家里，吴侬软语呢喃至今。一代代倜傥风雅的苏州才子吟风写月，一展情怀——陆机、张旭、范仲淹、唐伯虎、金圣叹……哪一个不是用字或画或文在浇灌、养育苏州的柔美。在每一个游人的眼里，苏州就是那柔柔的《茉莉花》民歌，就是那悠悠的寒山寺钟声……

⑤然而，苏州骨子里却是刚烈的。这种刚烈最鲜明地体现在苏州人身上。最好的事例是苏州开城祖伍子胥，他曾交待，自己死后要悬头城门，要眼睁睁看着复仇的越国军队踏入吴国。相传，在越国军队走近城门时，伍子胥那双未合上的双眼竟然喷出血光，令越军不得不绕行别的城门入城。后人赞曰：可怜国破忠臣死，日日东流生白波。金圣叹，也是一位刚烈志士。史载他奇才横溢，生性不羁。大明亡灭，普天之下，唯有金圣叹敢于发出呐喊，敢于放声痛哭，终以“大不敬罪”而被杀，是为著名的苏州“哭庙案”。明代，苏州织工大暴动更是威震朝野，“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京城的腐败统治，这次暴动的声响长久回荡在历史的天空。无疑，这些人物和事件，为苏州竖立起一座座历史丰碑，苏州大地耸立起一个个大写的“人”。

⑥在许多人心中，苏州的黑白仅仅是旧照片上的视觉色彩，仅仅是城市古老的简单诠释，他们全然不理会这座古城积淀深厚的文化内蕴，更不用心体验它于黑白色彩中坚守的文化骨骼有多沉重。然而，你往枫桥去，你会发现枫桥乃至苏州的所有拱桥，无不是用棱角分明的石块在构筑圆拱；你往拙政园去，你会发现拙政园乃至苏州所有园林中的点睛之物———太湖石，无不是形丑而质硬；你往绣房去，你会发现每一块锦绣图案，无不是钢针彩线在穿梭；你往剑池去，你会发现刚性的剑与柔情的水竟协和如斯——一池清水深藏宝剑三千……

⑦柔美与刚烈，就这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们不也正是对苏州黑白色彩的精神内涵的另一种呈现吗？

⑧黑白，难道不是苏州真正的魂灵吗？

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

杨延文

①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守艺术的价值乃创造。

②生活是美好的。画家要重视从生活中寻找艺术感觉。现在许多画家图省事，以拍照代替写生，但人的眼睛的视域和观看方式，是相机所无法替代的；画家在现场对艺术感受的捕捉，更是后期根据图片等资料进行整理所无法弥补的，须知无论摄影技术多发达，拍照片都无法代替写生。现在人们对“个性”特别看重，都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为了这些，有些画家甚至连生活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才能有所创造。也只有融入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要求，艺术作品才能具有感染力，给人以启迪。

③画画的人还要重视理性思考。我个性要强，在艺术上更不屑拾人牙慧。我一向认为，艺术本来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除不需要的，立别人干不来的，那中间就有你了。尊师吴冠中先生熟谙西方绘画精神，又深会中国绘画意境，他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创造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又从董寿平、李可染、亚明、许麟庐等中国画大家那里受到启发，努力在中国画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断精进，与已有艺术风格保持距离，尝试突破前人的格局。

④书画家还要珍视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只有具有艺术才能并能够珍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历史证明，一个翰墨家，不磅礴睥睨，没有凌厉百代的雄心，岂能在艺坛立足？就像著名书画家林散之所说，书画家必须“争千秋”！

⑤珍视艺术才能，就是珍视艺术标准和艺术创造力。画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嘴一份，手一份”。“嘴一份”是要能说出有足够影响力的话语；“手一份”是手头必须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给后人留下作品还不够，还要留下思想。历史上的艺术经典，其主要特征便是能够给人以启示，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因此，我也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反对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时时尝试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技巧或表现方法，都无法承载今天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对艺术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按照时代精神出新，艺术才能完成应有的使命。

⑥如今，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却在误导群众：一些画家有“山寨王”思想，自己擅长什么就说什么好；一些画家成了“礼品加工厂”，市场需要什么创作什么；一些展览一味求大；一些作品一味求大；再加上批评家失语，以及艺术品市场炒作等问题，艺术的普及工作，常常非但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反而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令艺术标准似乎更加模糊……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保持一份艺术的初心，更需要一种定力。时间是判断艺术的最好标尺。

⑦要有所创造，艺术家还需要一些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桎梏。随着地球村越来越小，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画家应该有意识地从已有的经验中跳出来，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发展空间。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非常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缚，要有所创造，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要善于吸收，更要善于进取，即便是个人艺术面貌已经形成，也要不断探索艺术创造的深化。

⑧新时代呼唤全新的艺术作品。当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该呼唤，艺术创作回归艺术的本源，艺术家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发展创新为己任，增强时代使命感，返璞归真。艺术与整个时代大道同行。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这个珍珠，是新的作品，也即明天的经典。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艺术精品。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