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蜀绣与苏绣、粤绣和湘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蜀”的名称，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说文》有：“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一般人便据此认为“蜀”就是蚕，更与蜀古王蚕丛相联系，为蜀国强行安上“养蚕之乡”的名头。现在学界多以“象蚕论”为误读。从现存资料来看，蜀人养蚕，至少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发展蚕桑的基础上，蜀地劳动人民很早就善于制造丝织品了。古代记载中称他们制造的丝织品为“锦”。在《诗经》中，关于丝织品的记载也非常多，涉及丝绸、锦绣的诗歌多达20余篇，如“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等，这些诗句说明蚕丝、锦绣早已深入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战国以来，蜀锦、蜀绣生产已有相当规模。到了汉代，蜀地已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之称。诸葛亮南征时，把织锦、刺绣技艺传至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自此以后，以成都锦官城为圆心，以南方丝绸之路为半径，上下五千年，纵横五万里，蜀锦、蜀绣犹如流光溢彩的金丝鸟，从蜀地的桑树林中飞鸣而出。到了唐代，“蜀江锦”已作为我国重要出口商品享誉海外。鉴真和尚东渡时，亦将蜀锦、蜀绣带到日本。唐代蜀地“赤地经锦”的残片至今还保存

在日本奈良的法隆寺中。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团花纹锦”和“晕绚锦”便有“蜀江锦”的风格。蜀锦、蜀绣因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的绣工技法，与金银珠玉等同列，誉为“蜀中之宝”。实际在汉末三国，蜀锦、蜀绣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就已被用来交换北方战马或其它重要物资，此时，蜀锦、蜀绣已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和经济支柱。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也视蜀锦、蜀绣为奇珍异物，大肆掠夺。“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之所以得名为“锦官城”，亦与蜀锦、蜀绣的生产有关。因成都织锦业发达，东汉政府曾在此设置专门机构。当时成都南门万里桥南岸建有锦官城，集中管理织锦、刺绣工人，久之则锦城成形，而其附近织锦、刺绣工人聚居之处，就形成了著名的“锦里”。南河因其两岸风光秀丽，河水清澈纯净，妇女常来河边洗濯彩锦，由此将南河更名为“濯．锦江”。刘禹锡曾用诗词描绘这种情况：“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定晚霞。”成都城繁华富丽，百姓生活享乐而艺有所工，这种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文化氛围使得蜀锦、蜀绣妙绝天下。

（取材于邝梦雨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蜀绣结合自身的技艺特点，从当地各种民族及地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改革、变化、发展、创新，逐渐由民间刺绣发展为风格雅致的传统画绣。在宋代，蜀绣主要表现为工整的写实作风。到了明清时期，以国画为绣稿，受文人画家的影响，蜀绣针法精致，意境高雅。蜀绣从最初的单面绣发展到后来的双面绣、异形绣、异色绣等。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绣工艺要求极高，是在薄如蝉翼的透明丝绢上，展现出正反两面图案、颜色、针法的神奇技艺。蜀绣用线极细，绣面不露针迹，视觉上极为平整光滑。绣熊猫、芙蓉、鲤鱼通常用施毛针、 平晕针、铺针等，绣动物的眼睛则用滚针、乱针交叉等。蜀绣的代表图案鲤鱼则要用近 30种针法，这样，鲤鱼的各个部位才能表现出不同的质感效果。蜀绣和绘画有着种种渊源，绘画中的意境自然而然地成了蜀绣的艺术语言之一。首先，蜀绣的构图模仿绘画的章法。以国画为绣稿的蜀绣作品，借鉴了中国画的许多优良传统。一幅绣品能巧妙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金石等各种艺术融为一体。其次，蜀绣的色彩淡雅柔丽，变化细腻和顺，渗色柔和丰富，呈现出一种如诗似画的意境。再次，蜀绣具有一气呵成、气韵连贯的艺术特点。一幅精致的蜀绣作品往往有着疏朗的构图，严谨的造型，清秀细密的纹样，优美流畅的线条，虚实得体的图案，悠远高雅的题材内容，尊贵雅致的审美韵味。这种审美定位和绘画的文化渊源、艺术趣味息息相关。蜀绣呈现出一种绘画般明丽清新、温润秀洁的意境之美。蜀绣人用丝线的粗细、针法的变化完美地体现了针法和绣线、绘画和刺绣的水乳交融。随着时代的变迁，蜀绣从有着浓郁士大夫文化影响的传统闺阁绣画发展到受西方文化影响， 具有油画、国画等各种绘画风格，融合各种文化精神的现代绘画刺绣。蜀绣的发展是历史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也是蜀绣不断挑战自我、不断创新的需要。

（取材于吴文轩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蜀绣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是蜀地文化和多种外来文化如儒、佛等文化交融汇合后形成的。蜀绣的创作体现了巴蜀人民朴实的感情色彩和独特的思想感悟，表现了巴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是巴蜀人民记录历史、社会和生活变迀的文化载体。蜀绣由于受巴蜀文化的影响，更具有少数民族的风情韵味。现在，蜀绣虽然重新焕发出活力，但由于题材、种类、样式等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标准不相匹配，蜀绣的市场接受度不是很高。首先，专业蜀绣设计师的人才缺失及断代，使蜀绣产品与时代切合度不高，技法融合度不够，品类样式的创新度缺乏，产品包装的时尚度不足。蜀绣产品与市场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现在只有规模较大的公司工厂有绣品设计师，小型作坊的绣工多为自娱自乐式的创作，致使蜀绣设计与现代时尚审美标准的差距较大。其次，蜀绣的从业技工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对技术与技法的再创作及绣品内涵精神缺乏理解，很少能做到内容与工艺技法相得益彰。这种情况使得现在的大多数蜀绣产品在品质上 与传统的蜀绣精品差距很大。再次，随着人们生活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再加上国际时尚流行趋势的冲击影响，蜀绣没有与时俱进地与现代生活接轨，致使大众接受范围较窄。现阶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蜀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电脑绣花对传统手工蜀绣的冲击。电脑绣花成本低、价格低，而传统蜀绣则是手工刺绣，即使是有经验的老艺人，一小时满负荷操作至多能织出二三厘米的蜀绣，因此成本高、价格也高。但电脑绣花的艺术价值远远比不上传统的手工蜀绣。蜀绣要改变产品结构单一的局面，需要解决由于地理位置不佳而带来市场销售受限的问 题，需要着眼于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文化内涵的发掘，需要发展独特而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让民众懂得欣赏蜀绣的艺术价值。蜀绣作品应以精细的芙蓉、鲤鱼、熊猫、金丝猴、 川剧脸谱等这些地方文化的符号和少数民族服饰为内容，保留柔和细腻的传统特色和绣画合一的艺术特征，尽量体现巴蜀风情的民族韵味。蜀绣如能将手工艺传统技法的精髓和现代审 美需求相融合，这门珍贵的艺术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取材于吴文轩、李琰的相关文章）

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①古典诗歌欣赏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情景上，情景作为核心范畴，很有中国特色。古典诗论之所以这样重视情景的关系，表面上看，是由于诗歌往往作为现场交往的手段，自然景观和人事关系都在现场引发，现场感决定了触景生情和即景抒情。往深处探索，这里似乎还有和中国的绘画一样的美学原则，那就是把重点放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上，在天人合一深厚的基础上，建构出情景交融的“意境的诗学范畴”。

②现场感的“感”，一方面指所感对象是景物，另一方面指所感主体是人情。但有些诗评家却常把两者绝对割裂开来。如宋诗评家范晞文，在具体分析文本时，往往把律诗对仗句的情景机械分割为“上联景，下联情”“上联情，下联景”之类。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传统的诗学理念中片面强调真和实，便不免将之推向极端。至于机械地把“真”和“实”联系在一起，就更加僵化了。在这一点上，连王夫之也未能免俗。他把景钉死在“实”上，也就是现场感上。他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就把景观的“真”变成了现场亲历的“实”。

③对这个理论上的偏颇，许多诗评家长期含而混之，只有清代的黄生提出挑战：“诗家写有景之景不难，所难者写无景之景。”“有景之景”，写五官直接感知，因情绪而产生变异感，这是常规现象。而“无景之景”乃不见之见，变不见为见者，情也。后来，清人乔亿提出了一个与王夫之的“目接”相反的范畴“神遇”，可以说为黄生的“无景之景”寻到了原因。“景有神遇，有目接。神遇者，虚拟以成辞……”这个“神”隐含着诗的虚拟、想象，由情而感的自由。

④“神遇”是想象的，有可能不定具的，其感染力从何而来呢？早在明朝，谢榛就提出与写实相对的“写虚”，认为诗人的功夫就是在虚实之间“权衡”。实际上，就是说写实与写虚的对立并不是僵化凝固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认为贯休的“庭花濛濛水冷冷，小儿啼索树上莺”，“景实而无趣”；而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景虚而有味”。

⑤在汉语中，实和真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虚则和假联系在一起。怎样才能避免由虚而假，达到由虚而真呢？元好问曾经提出，虚不要紧，只要虚得诚就是根本。实际上，诗人无不自以为是诚心而发，可是事实上，假诗还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乔亿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了突破。这个突破首先体现在理论范畴上。一般诗话词话，大都从鉴赏学出发，而乔亿却从创作论出发，从创作过程、从难度的克服来展开论述：景观万象已经给前人写光了，经典的、权威的诗语，已经充满了心理空间。怎样才能再虚而不假，虚而入诚呢？乔亿提出“同题而异趣”，也就是同景而异趣。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找到自我之心与他人之心的不同，即使面对的是相同的景物，“斯异不同”，诗文才会有无穷的魅力。

（摘编自孙绍振《古典诗话情景矛盾中的宾主、有无、虚实、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