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御制《盛京赋》散谈

王充闾

说到《盛京赋》，人们自然会想到赋（尤其是汉赋）这一古代重要文体的发展源流。赋是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长期交流、渗透、融合的产物。自从战国后期诞生以来，特别是汉代大赋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直陈今世之政治得失”。号称“赋圣”的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体例：通篇大肆铺陈辞藻，极尽夸饰、赞美之能事，最后带上几笔，略显讽谏之意。典型的赋，一般包括三大部分，即序、正文和被称作“乱”的结尾。它的“丰辞缛藻，穷极声貌”，非常适合对盛世的歌功颂德，能够迎合封建帝王的豪华追求与骄奢心理。因而与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很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这种汉大赋，有一些是咏诵名都胜邑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皇都，以彰显帝京文化，盛赞政治体制、礼仪制度。内容多是渲染城池形胜，描写帝王游猎，罗列宫观物产，杂谈禽兽草木，等等。最早的有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而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最著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左思的《齐都赋》，而声名最为显赫的是左思的《三都赋》。迨至唐宋时代，赋这一文体出现了诗性化、散文化、抒情化的趋向，那种大赋形制的京都赋就相对稀少了。

乾隆帝这篇以陪都为题材的三四千字的大赋，具备了一般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诸如用韵、对偶、讲求文采，铺张扬厉，以咏物、言志为旨归，以意象、形象为表现手段，等等；同时，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刻上了汉大赋的烙印；而且囊括了前代多数京都赋的内涵。像班固的《两都赋》，主要状写东西二都山川形胜、物产丰饶、宫室之美、田猎之乐，并且包孕了抑奢崇俭的内涵；而左思的《三都赋》，是写三国时期三个京都的壮美形势，刻画封畿的环境，市井的繁荣，宫室的瑰丽，游乐的盛况。三篇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所侧重，蜀都写其险阻，吴都写其富饶，魏都写其壮伟和典章制度。《盛京赋》集其大成，既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更写出盛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地域广阔，物产丰饶；又追怀开国时期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有些句子袭用前人辞赋名篇；堆砌、凑泊，杂沓、繁琐；而且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晦涩难懂。应该说，有些缺陷也是此一文体本身带来的，不独此赋为然。……

其实，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种文体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颓的必然历程。近年，国内掀起一阵作赋热潮，“名城赋”之类的作品经常载诸报端。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部分具备赋体特征、文学性较强者外，许多作品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一些敷衍成篇，无非像那类既不合乎格律又缺乏文采的所谓“传统诗”，是不具备传诵价值的。

（节选自2010年11月02日《天津日报》）

誓言无声初心永恒

——记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1926年3月，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祖辈大多从医，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希望他未来能够从医。然而在他颠沛流离求学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黄旭华目睹了山河破碎、同胞受难的景象，“如果***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怀着科技强国的梦想，面对“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的严苛誓言，黄旭华一颗火热的赤子心开始熊熊燃烧。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加之国外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核潜艇的大致轮廓。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大量数据只能用老式算盘和计算尺来计算。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黄旭华还想出了更“土”的办法——磅秤称设备。为了确保潜艇的重心严格控制在设计范围内，黄旭华要求，所有拿到船上的设备、管线都要过秤，登记在案；凡是拿出船体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登记，几年来天天如此。他还要求记录的重量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逐一检查，不合格的退回去重称。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亘古不变，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情怀和信仰。对于黄旭华来说，他的信仰是祖国的需要。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和年轻的同事们忍饥挨饿，笑对困难。

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央决定全面上马核潜艇研制工作。1965年，研究所组建，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1966年，黄旭华拖家带口，带领同事们进驻荒岛葫芦岛。岛上一年四季狂风怒吼，黄沙肆虐，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物资也极其匮乏，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半年见不到一滴油水。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是父母的“信箱”。

越是有成就，就越需要把自己埋得深，黄旭华就像深海里的潜艇一样，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为了积蓄这撼山震地般的力量，他的割舍超乎寻常。

1957年，黄旭华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回了趟老家。临别时，母亲叮嘱：“以前战争纷乱，交通不便，你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交通恢复了，希望你常回家来看看。”黄旭华含泪答应。但他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0年，30年间，他和父母只靠书信往来。再相见时，黄旭华已双鬓斑白，母子对视却无语凝噎，而父亲和二哥都已去世。

为了祖国的需要，他是妻儿的“客家人”。

同丈夫一个单位，妻子李世英对黄旭华的事业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她选择了“不打扰”的相守，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毫无怨言。

而这一切，黄旭华都不曾知道。他正带领同事们向一道道技术难关发起冲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七项技术难关，也就是“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终于成功试航，从此劈波斩浪，遨游在深蓝大洋之中，为保卫世界和平释放着巨大的震撼力。

1988年初，我国在南海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原本不必下水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深潜。惊心动魄的深潜开始了：100米、200米、250米、300米……巨大的水压使艇身多处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黄旭华沉着应对，指挥若定，给了大家无穷的信心。试验成功了，新纪录诞生了，全艇沸腾了！黄旭华笑了，当即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驻浪，乐在其中！”

（摘编自2017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在著名的“护校运动”中，黄旭华一腔热血，振臂疾呼；在让国民党当局悚然心惊的“五四营火晚会”中，黄旭华敢为人先，不仅积极参加各种表演，而且竭力维护晚会秩序，阻挡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大江歌咏团”与“晨社”里，黄旭华更是身先士卒，机智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领导同学们坚持对敌斗争。经过一系列的血与火的洗礼，黄旭华终于在1949年春天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完成了从一名进步学生到革命者的蜕变。

（王艳明《黄旭华：许身报国铸辉煌》）

1994年，因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功勋卓著，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却说：“中国核潜艇是在***、周恩来、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由大批科研人员和工人师傅集体创造出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其中一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做了应该做的事。”

（方凡《“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隐姓埋名三十载 许身报国铸辉煌》）

秤

王振东

“师傅，您就按我说的修，我这生意能不能赚钱全仗您修的秤了！”侯三面对修秤师傅，脸笑成了一朵花，腰弓成了一架桥。

“我修秤三十多年，还从未修过这样的秤，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修秤师傅显得很无奈。

“师傅，您如果按我说的修，我再给您加十个钱。”侯三乞求道。

“好吧。”修秤师傅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侯三在赊店古镇的万成街上开了个油馍铺，生意不错，但他还嫌赚的钱少，就动起了歪脑筋：如果修一杆一斤短六钱的秤，卖一百斤油馍能多赚四斤油馍钱，自己一天至少卖二百斤油馍，就能赚八斤油馍钱，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斤油馍钱，日积月累，这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就找到了修秤师傅，乞求师傅给他修杆一斤短六钱的秤。

三天后，侯三喜滋滋地取回新修的秤，瞒着妻子悄悄地试了试，果真一斤短六钱．侯三窃喜，就着猪头肉，抿了二两赊店老酒。

说来也怪，侯三用了一斤短六钱的秤，非但没有吓跑食客，还引来相邻几条街上的居民来买油馍。侯三见状，生意做得越发卖劲，油馍炸得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侯三的油馍铺名声大噪，吸引了镇上三粉、竹木、骡马等市场上的许多客商来吃油馍．侯三和妻子见食客太多，就扩大了门面，又雇了三个伙计，生意越做越红火。几年下来，侯三手里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也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侯三的妻子染上了重病，侯三虽四处寻医问药，但所到之处，大夫都说他妻子已病入膏肓，无法救治，让他尽早准备后事。妻子从大夫和丈夫的言谈举止和表情上看，猜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侯三叫到床前，缓缓地说：“当家的，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我走后，你要好好经营咱的油馍铺。这几年，你知道咱这生意为啥恁好吗？”

侯三见妻子病成这样还惦记着生意，十分感动，紧握妻子的手，愧疚就写在了脸上：“老婆，实在对不住，我原来想着你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了怕你坏事，有件事就一直瞒着你。那年，咱不是修了杆秤吗？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正是用了这杆秤，咱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

妻子听后，并未感到惊讶，相反倒很平静。她摸摸索索地从枕边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侯三，“你看看这是啥？”

侯三倒有点儿惊异，不知道妻子这葫芦里卖的啥药，接过红布包，感觉沉甸甸的，心说莫不是妻子藏的私房钱，这会有病快不中了，就拿了出来。侯三急不可待地解开布包，不禁大吃一惊，包里竟是一个新秤锤。

看到丈夫愣在那儿，妻子提了提气，说道：．“有件事我也一直瞒着你，那时给你说，你也听不进去，这秤锤就是你修的那样一斤短六钱的秤锤，咱使的那杆秤，是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一斤涨六钱的秤……”

“咋能这样?”侯三惊叫道。

妻子一阵咳嗽，等喘匀了气，接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性，所以当年你修了新科后，我悄悄嘱托修秤师傅又修了一个一斤涨六钱的秤锤，为这我还给他加了二十个钱。你验秤时，用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锤，等你不在时，我悄悄地换上了一斤涨六钱的秤锤。这一换，就换到了现在。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正是咱家的油馍秤头儿足，人们才愿意上咱家来买油馍，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呀！”

侯三惊得说不出话，好久，才抱着妻子的头，泪珠子碎在了妻子憔悴的脸上。

妻子过世后，侯三把那个秤锤用新布包好，他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有删改）

材料一：

1 月 3 日晚上，两位 90 后女主播在某平台直播手撕郭敬明和沈煜伦的书，双双称不读书 也能赚大钱开跑车。在当晚的直播视频中，两个 90 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 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 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波澜壮阔、不可名状。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 年 1 月 4 日）

材料二：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 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读了几年大学，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去做生意的同学，人家都有车有房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 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其实，广义来说，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学会思考的长期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换一个高等学历。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读了大学，不代表马上就能实现“逆袭”，但不读大学或许更难华丽转身。它反馈于人的“好处”，未必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兑现，而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中好处，需慢慢体会。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 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 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内在逻辑。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除了贫穷、当地基层村组织格外重视教育等原因，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 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 年 3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