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形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众乌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①现代主义建筑源于欧洲工业革命浪潮。工业文明的兴起，城市化的推进，需要不同于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古典建筑的新型建筑，需要大批量中低价的商品化住房。因此，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强调建筑的实用功能，要求建筑的形式服从功能，去掉古典主义繁复浮华的装饰，使建筑造型简洁明朗，能以工业生产方式快速建造。19世纪末在美国采用钢结构框架兴建高层楼房的芝加哥建筑学派，20世纪前期发明钢结构玻璃幕墙方盒子楼房的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广泛发展，以至各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都出现了简明几何形体、造型大同小异的国际风格建筑。

②当形式过于简单化、装饰贫乏、平淡冷漠的水泥盒子、玻璃盒子愈来愈多地占据各个城市时，城市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城市形象的多样性悄然消失。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产生了厌恶。20世纪70年代西方建筑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企图超越现代主义建筑工业化、机器化、雷同化的僵化风格和弊端，复活被现代主义摒弃的优秀建筑的艺术装饰和审美趣味，亦即恢复城市个性化、人性化的建筑形式。当然，它又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要求建筑设计与地域自然环境特点，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联和融合，注重建筑设计体现特定的时代风貌。如悉尼海湾帆船造型的歌剧院等新潮建筑，就表现了后现代主义风格。

③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城市现代化改造和发展，自然也受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不过，却出现了两幅悖论性图景。

④一幅图景是，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大楼和欧式近代住宅，在旧区改造、楼盘开发、拓宽道路过程中被拆毁，有的被改建得失去原有面目。素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原法租界花园住宅区，旧时景色优美，环境幽静，近年来在现代化城市建设浪潮中，冒出幢幢现代主义风格的高层楼宇，改变了该地区独特的历史景观。虽然这些区域内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名人故居被列为保护建筑，但是区域的空间环境被破坏了，单体的优秀建筑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就贬损了。随着原有法式典雅风貌的林荫街，被愈来愈多的玻璃幕墙的现代型大楼挤占，“东方巴黎”的历史风貌正急速消退，城市形象变得愈来愈“纽约化”、“曼哈顿化”。上海不少欧式古典建筑珍品所依存的优美空间环境，就这样因缺乏前瞻性规划而遭到严重破坏。

⑤另一幅图景是，在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中又大量兴建“欧陆古典风情”的楼宇、会所、住宅、花园、广场、别墅和街区。有的新住宅楼盘为了显示“豪门”、“贵府”的气派，大院门口建起了古罗马式的凯旋门，大院广场建起了刻意模仿巴黎先贤祠和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大圆顶的会所。其实，将炫耀和颂扬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外征伐扩张胜利功绩纪念碑的凯旋门复制品搬到住宅区入口，将安息着法国历史伟人的先贤祠这样的罗马复兴式纪念建筑、圣保罗大教堂这样的宗教建筑仿造物坐落宅院之中，造成了居住环境形象的扭曲，使人分不清这里究竟是温馨的家园，还是庄严的纪念性或宗教性场所。有的新建政府大楼生搬硬套欧洲古典建筑样式和建筑语汇，如希腊罗马式大立柱、山墙，加上了欧洲王宫金色大圆顶，楼外欧式花园广场竖起了粗糙的方尖碑。有的政府办公楼完全建成威严的罗马复兴式或华美的巴洛克式。这不仅使政府给人们造成崇洋尊古的形象，傲气凌人的尊贵感，而且使新建筑丧失了中国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

⑥优秀建筑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移动的巨大艺术品，其特征在于和它特定的场所、环境和地区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诚如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所言：“保护一座文物建筑，就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境。”而保护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实质就是维护城市的历史文脉。这是国内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然而，在超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不少公共建筑的兴建和住宅开发盲目仿造欧洲古典建筑的复古风气，在现代建筑上粗劣拼贴欧洲古典建筑符号和语汇的崇洋风尚，扭曲了当今中国城市形象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诚然，强调新城区建设和新楼盘开发要有地域特色，并非意味一概排斥外国建筑样式和建筑语汇，但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应当体现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和地域特征的完美结合。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核心精神所在。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