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1916年，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当时的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对于北大这种状态，几任校长都无能为力。或许是“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打动了蔡元培，这与他这么多年来教育救国的奋斗历程不谋而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踏入北大。从此，北大这一潭死水掀起大波澜。蔡元培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辉煌和伟大的教育改革。先生在此，北大重生。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随后，陈独秀来了，胡适来了，梁漱溟来了……一时间，北京大学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学术头脑。

蔡元培留学德国，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而且，他发现学校不会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教学秩序、教学质量大的波动，因为学校是由教授来管理的，校长和各学科长由教授会公选出来。

早在1912年，蔡元培起草颁布的《大学令》中就提出教授治校的相关内容，如第十六条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

蔡元培来到北大当校长时，北大仍没有评议会，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始终不允许成立。这次蔡元培据理力争，得到当局的同意。在北大的第一年，蔡元培就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随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在北大各学科(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

从此，旧北大官僚衙门般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体制取代。经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洗礼，北京大学脱胎换骨。蔡元培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蔡元培成功地革新了北大，他的办学理念深得高等教育界的认同和效仿。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任期间始终奉行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主张。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抗战后期筹划复校时重温蔡元培的经验，刻意模仿。

直至今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往事仍被反复提起，后人渴望予以复制甚至超越，但人们往往失望地发现，有很多无法复制的东西，比如先生的人格魅力。

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仍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蔡元培的校长室外聚集了几百名学生，起哄呐喊，要求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对学生破坏纪律十分生气，他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直到逼得学生慢慢散去。

更多时候，先生是个“老好人”，冯友兰、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聆听先生的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蔡元培经常写介绍信，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只要有一技之长无不相助，其提携后辈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在混乱的民国时代，争名逐利、爱财弄权是时代的底色。蔡元培是开国功臣，是教育总长，是北大校长，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足可谓位高权重，但大先生蔡元培竟没有自己的房子。

从绍兴山阴县笔飞弄走出来，求学、入仕、从教、革命、游学，到回到教育，蔡元培怀着救治病中之家国的热切，努力培养大写的人，为时代营造风气。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我生在北京，最早的时候家里住在平房区里面，大家可能认为平房就是四合院，其实不是，真正的四合院非常宽敞且错落有致有排布标准的平房建筑，而我小时居住的地方最多叫做大杂院，人口密度大、环境恶劣。那时候北京城没有几栋楼房，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住进楼房。

后来开始有了简易楼和红砖楼两种楼房，这两种楼房建造速度较快又结实耐用，很受老百姓喜欢，我家十分幸运地分到了一套红砖楼房，记得第一次站在阳台上我发现自己可以看得那么远，兴奋无比。与此同时小区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变，开始有小花园，花园里种上参天的松树，夏天的晚上许多楼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会围着小花园溜上几圈，唠唠家常。

再后来北京开始盖商品房了，楼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加，原来的老房子开始不够用了，于是，决定买一套商品房。商品房比原来的红砖楼住的更加舒服更加安全，有地采暖、有物业、有门禁系统、还有保安24小时巡逻。

（摘编自《百家号·从住房看改革开放40年变化》2018年11月28日）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以及“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一个完整整体，不可割裂来看待和理解。“房住不炒”提供了思路，住房制度的建设要求指出了发力方向，“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最终目标。“房住不炒”，除了加强住房需求的管理和调控，包括坚持限购限贷、降杠杆、遏制商品住房过快流通来平抑炒作之风、让房子变得难炒外，更主要是标本兼治，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让一部分房子变得不可炒、无炒作价值。可以增加住房供应品种，分流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针对刚需者提供只能住不能炒的房子。比如2017年北京推出的共有产权房，即可长期居住，但限制转让，只能内部流通，大幅度降低了牟利空间，真正是面向自住型刚需者，是实现“房住不炒”的一个有益探索，已经在社会舆论中产生良好的反响，对于推动我国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结构性改革产生很大的示范作用。在引导共有产权房这类新型品种的住房向“房住不炒”发展的同时，也要探索落实“多主体供给”，可以尝试引入社会组织和机构成为供给主体，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供给。政府更多的责任是作为政策提供者、规范制定者和市场管制者的角色，出现在共有产权房等新型住房品种的供应体系中。还要牢记，无论“房住不炒”，还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归根到底，都是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服务，要以这个目标为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8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