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称“历史的终结”或许有些太早，但在我们的世界中，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想法、信息、司法体系和人员的密集交流———已经让“地理的终结”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很多人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合理且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意味着全球生活水准的整体提升。全球化并非不受控制。人员的流动依旧受到很大限制。资本流动呈现严重不对称局面。从表面上看，富国每年都向穷国提供一定数额的援助资金。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每向穷国提供1美元援助资金，就能偷偷拿回10美元的非法收益。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分布不均。发达国家大多建立起互相依存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关系相对独立的状态，它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如今巴西、中国和印度正在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日益加深的贫穷和不平等——少数人和少数国家越来越繁荣富裕，剩下的则越来越边缘化、被孤立在外——给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冲击。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收益的比重越来越高。资产和收入越来越集中。全球市场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带来类似的发展，以保证均衡、全面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和财产权相比，劳动者权益没有获得足够的保护。不平等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对富国和穷国产生了不对等的效果。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担心全球化会对它们的经济独立、文化完整和社会稳定带来有害影响。不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最后就会演变成一些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而后者处于另一些国家的掌控之下。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全球化还释放出“非民间社会”势力，加速恐怖主义、人口贩卖、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剽窃盗版和流行病的跨境传播。

在全球化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趋利避害？全盘拒绝全球化、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显然是不切实际且不合理的做法：谁愿意当下一个缅甸或朝鲜呢？同样地，谁想成为下一个冰岛、希腊或爱尔兰呢？事实证明，无止境的自由化、解除管制和放宽资本控制无法为一国带来永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在开放和管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要求我们警惕在国内外缝隙中生存的跨境犯罪活动。这些非法交易涉及金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产物的10%。在全球50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有36个国家位于非洲大陆。在那里，国家力量的欠缺常常为跨国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提供契机。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各种犯罪活动尤其猖獗。反政府武装构成了另一种不同的挑战。因为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反政府武装常常随之而生。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来破坏、瓦解和击溃全球犯罪活动。然而随着“非民间社会”势力的扩散，各国国家统治机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来遏制这些势力。要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一个办法是实行地区和跨地区管理，以加强各国反击这些势力的能力。分享专业知识、机构制度、政策工具、人员及其他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抑制跨地区犯罪活动的兴起。

总之，要消除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彻底抹去全球化的阴暗面，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上——包括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进行精诚合作。

（摘自2011年1月31日《环球时报》，有删改)

人无诚不行

①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②所以孔子论诚信，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须要信守，做事就必须要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在孔子这句话里，就涉及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

③对孔子这句惊人论断，孟子就深以为然，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④所以宋人晁说之就说：“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人无信不可立，心不诚更不能行。不讲首要的诚心实意，仅凭“信”的结果来衡量人品未免会有失偏颇。没有心之诚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条、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维、固执的行径、不情不愿的强迫、形式主义的空洞。

⑤《大学》里论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的。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⑥而《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做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让错误更加荒谬地履行？

⑦“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了万事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因而君子以诚为贵。这也正是“中庸”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

⑧“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孔子家语》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中庸之道要“本于诚”，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源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⑨《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天下最为真诚的圣人，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树立天下的根本德性，了解天地万物化育的道理。

⑩国之诚信，在固邦，在安民；人之诚信，在立世，在明道。

（摘自2017年2月22日光明网，有删节）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①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恰当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②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境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③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④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⑤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⑥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⑦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⑧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⑨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⑩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思考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⑪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⑫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