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创新要坚持正确方法

王曾瑜

对于任何学科发展来说，创新都是内在要求。就史学研究而言，创新主要体现为提供新的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进展甚至开拓新的领域，形成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推翻旧说的研究成果。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新的”比“旧的”好，而不是相反。但从史学创新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没有在创新的名义下走向反面的情况，这是推进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新是要突破陈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一切规矩。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经过长期发展，在微观上已经积累了一套必须遵循的研究规矩。比如，史讳、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古汉语训诂等一整套科研基本功或曰史学专门知识，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必.须遵循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知识积累方能了然于胸。如果在这方面想通过“创新”来规避基本功的修炼，就会出现硬伤。例如，“邱”字是清朝为避孔丘名讳而新造的字，在清代之前并无此字。清人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名讳改古书。如果今天的学者不注意这一点，在研究清代之前的史学作品中使用诸如“雍邱县”“闾邱”之类的称谓，就会成为硬伤。举此例是要说明，史学创新要有必需的基本功和细致扎实的研究，要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推进史学创新，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史识。就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近年来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史学方能创新。所谓意识形态，对治史者而言，主要是指史观和史识。自古迄今，任何史家治史均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和史识的影响。那些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主宰的人，看他们的作品，又何尝没有他们本人的意识形态在主宰呢?

就治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现在，有的人为了史学创新而刻意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可以在史学研究中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如此，才能分析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史观和史识不正确，创新还会出现许多乱象。比如，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污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种所谓的“创新”，事实上所要贬损和否定的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良传统。

再说一点文风问题。目前，追求文字的生僻、晦涩和朦胧甚至刻意创造一些新词，逐渐成为某些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成为其“创新”的一种表现。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需要不断创造新词。但是，新词应当含有旧词不具备或不能包容的词义。如果词义与旧词相同，那似乎无须多此一举。但目前有的学者以编造一大堆生僻、晦涩的新词为荣，似乎此类新词创造得愈多，自己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就越强。这显然不是一种正确的倾向。

治史者都希望求得学术上的创新，但真正拿出经得起推敲的史学研究创新成果又很不易。正因为不易，更需治史者潜心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4日)

材料一

近年来，部分科学家对气候变暖论提出挑战，认为：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符合地球气候冷暖周期交替变化的规律，与人类活动关系不大。

但更多科学家认为：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总体存在变暖趋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该结论证据确凿。

研究显示，地球系统接受的太阳短波辐射的能量，有90%多进入了海洋。海水比大气的热容量大得多，上层海洋能量储存在增加，一定程度上消化了由于温室气体增加所吸收的热量。除此之外，太平洋年代际震荡（PDO）会使大气产生年代际波动。2000年以后，PDO转入了负相位，对气温上升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有科学家预计2030年到2035年PDO可能会转入正相位，届时，年代际增暖可能与温室气体增加一起向气候系统施加压力，气候变暖将变得更加猛烈。

另外，太阳的短波辐射在经过大气之后绝大部分可以到达地面，其中大部分又以长波辐射的形式返回太空。这就可以解释，从地面到对流层，温度越往上越低。因为，加热大气的能量实际来自地表。然而，通过计算得出，到达地面的热量与真正反射后从大气顶部排出的热量并不相等。事实上，截留的长波辐射是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和水汽）吸收了。随着温室气体的增加，从大气顶部排出的热量减少，温室效应就加强了，并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因此呈增长趋势。

近年来，西欧、北美、日本以及我国东北部地区冬季多次发生极端暴风雪天气，这些异常天气与北极地区和全球变暖有密切联系。用大气环流的变异理论来解释，正常情况下，北极是寒冷的，而中纬度地区则相对温暖，南北存在温差。这个温差的存在，使得西风急流得以维持，而大气的波动会沿着西风急流传递。由于北极变暖非常强烈，温差变小，西风急流也变弱，大气环流南北向运动加大了，冷空气就会更容易自北向南爆发，导致这些地区冷空气异常强烈，出现暴风雪天气。

此外，根据定量统计，全球陆地和海洋冰川、格陵兰岛的陆地冰原的冰量减少，都是与全球变暖密切相关。近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在对海平面变化的基线数据重新进行校正后发现，在过去20年中海平面上升加速的情况可能比之前预想的更加严重。这既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有力证据，也是气候变暖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直接后果。

（取材于中国科学报《全球气候变暖遭“误解”？》）

材料二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打破了地球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碳循环自然平衡，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研究表明，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人类就会对全球气候失去控制。

全球气候合作治理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利益相关主体如何协同有效参与，一直制约着治理进程和实效。每一个主权国家既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又要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并受到国内法律、政策的制约。基于本国经济发展需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型成本考量，多数国家不减反增，呈现出“吉登斯悖论”现象。另外，全球气候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减排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但就技术扩散与转移实效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就技术转让做了大量决定与承诺，但口惠多而实际支持不至。

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担当、积极作为。

一是强化合作治理共识。全球气候合作治理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在近200个国家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定》。确定了各方应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为基础，将世界大部分国家纳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共同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二是创新合作治理模式。《巴黎协定》打破了以往不愿减排的行动逻辑，在既定规则前提下，提出了“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减排机制，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和政治状况自愿做出减排承诺，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有效避免了部分发达国家拒绝执行议定减排目标的情况；制定了“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chet）机制，不断增加减排量的行动目标，每5年上调一次；建立了从2023年开始每5年对各国行动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机制，盘点减排进展与长期减排目标的差距。这些治理模式的创新必将加速全球气候合作治理进程。

三是量化合作治理内容。全球气候治理重心将从宏观机制转向具体的低碳行动和政策。《巴黎协定》一致同意本世纪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设定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的筹资目标。这样到本世纪末，全球气候治理在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协作下，将取得一定成效。

（取材于李代明的《优化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材料三

海岛陆沉，这绝非是耸人听闻。国际气候变化专家组的一份科研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海平面已上升了10到25厘米。斐济以北的图瓦卢正因此忐忑不安，束手无策地等待着沉沦的命运。

像图瓦卢这样面临海水威胁的岛国绝不止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岛国和濒海国家，他们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希望能够通过某些手段防范或是应对这一悄然逼近的威胁。因为近年来，正是气候变暖、海面上涨的现实，让这些汪洋中的弹丸之地饱受了海水侵城略地之苦。

仍以图瓦卢为例，虽然海水上涨速度极慢，但由于地势太低，此间居民仍能切身感受到海水对家园的滋漫侵犯。这些由珊瑚礁形成的海岛近20年来已被海水侵蚀得千疮百孔，海水通过这些孔隙侵蚀上来，使土壤加速盐碱化，粮食和蔬菜现已很难正常生长。此外，因海水升温，环岛珊瑚也会萎缩死亡，从而使海岛失去一道天然防波屏障，风暴海潮一旦袭来，势将凶猛无阻地长驱直入，给岛民造成惨重的损失。

图瓦卢并非惟一一个面临被海水吞没的厄运的国家，其他低地岛国，如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瑙鲁和西萨摩亚等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西萨摩亚的居民说，他们已明显地感到海岸正在向他们的家门悄悄逼近。国际气候变化专家组的这份报告证实说，海岸正以每年半米的速度向后退缩，大约已持续了90年之久。人们预测，未来40年内南太平洋海面会再上涨20厘米，到时8万多基里巴斯居民将丧失家园。而在马绍尔群岛的一些地段，上侵的海水已将原本长在岸边的椰子树下的土壤掏空，树干抱着那几乎已全裸的球形根部“站”在海水里，摇摇欲坠。

图瓦卢可能是第一个因海平面上升而要被迫撤离家园的国家，更加不幸的是，它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么，下一个会轮到谁呢？

（取材于网络）

引力波探测，中国没有缺位

——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专家访谈

近日央视首次揭秘了我国引力波探测计划，这一神秘研究再度走入国人视线。

谈到引力波，很多人的问题从“引力波是什么”，变成了“诺贝尔奖已被国外摘得，我们为什么还要探测引力波？” “发现引力波只是开始，引力波研究还有一大波‘诺奖’在等着被摘取。”科技日报记者近日在我国目前唯一的引力实验研究基地——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见到了我国著名“引力院士”罗俊。今年是“引力中心”值得纪念的一年，它已走过35年历程，被国际同行赞为“世界引力中心”。罗俊说，在这一国际大科学领域，幸好中国没有缺位。

推开不同的窗，看到不同的风景

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主任涂良成介绍说：“LIGO探测高频段引力波，我们探测低频段引力波，LIGO探测的是短时间的引力波，我们探测的是连续的引力波，可以持续验证。我们是对一个天文已经观测到的双星系统进行观测，把我们的实验设备调到相应的状态，对准它来检测引力波信号，而非短时间的。”

低频与高频的区别就是大家看到宇宙不同的物理现象和物理进程。不同的频段是不同的窗口，不同的频段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就如同你推开不同的窗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频段的引力波探测将看到不同的天文事件。

低频引力波反映出来的东西更多元更丰富。高频引力波则大多是宇宙中更极端的事件，需要大质量的天体非常剧烈运动才能产生，通常只有中子星或黑洞等天体相撞。然而，宇宙中更多的天文事件不是这种极端事件，往往是两个星相隔较远绕行，持续长时间运动。

“这个频段有很多宇宙演化过程，有丰富的物理、天文学现象。”罗俊坦言，当初选择这一频段，也经过了细致的考虑。

引力波研究比肩美国“阿波罗探月计划”

2013年，罗俊和团队探讨并提出“天琴计划”时，全球科学家仍未探测到引力波；而LIGO团队确定了引力波的存在，“天琴计划”意义就更加重大。

“这个领域有一大波‘诺奖’，但我们不是为拿奖才去研究它。”罗俊说，这项基础研究会带来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如精确测量地球重力，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地球水资源、矿产资源的分布与变化。罗俊说，引力波研究可比肩美国“阿波罗探月计划”，是太空、外太空研究的制高点，中国必须有一席之地。

“天琴计划”是由三颗全同卫星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阵列，天琴的卫星将在以地球为中心、高度约10万公里的轨道上运行。“天琴计划”一直在边建设边积累，已经做了20多年的技术储备。正因有几十年的积淀，在谈到欧洲类似的空间引力波探测项目LISA将于2034年升空时，罗俊说：“我们很有可能会走在他们前面。”

“天琴计划”庞大，要15至20年研究时间，国内已有十多个大学和研究院所参与。罗俊说，应该把它上升为一个国家计划的科研行为，应该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相比此前的引力波探测研究遇到的种种困难，罗俊认为，“天琴计划”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技术和人才，包括物理、材料、光学、航空航天、自动控制、机械、精密测量等等。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与投入前所未有，而且做“天琴计划”是一群科学家的兴趣，如果能列入国家大科学工程，就可以把科学家的兴趣和国家的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罗俊说，德国、意大利、法国的顶尖教授也希望能参与其中。“天琴计划”将成为中方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集聚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新华网）

相关链接：

2017年10月2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引力波相关的三位科学家因在“LIGO探测器以及引力波探测方面的决定性贡献”而获奖。三人均来自LIGO/VIRGO合作组，

来自一个双黑洞系统产生的引力波信号在公元2015年9月14日国际标准时间9：51（北京时间17：51）由两座分别设置在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LIGO观测台探测到。LIGO项目执行主管David Reitze说：“今天，我们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