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进程，它决定了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决不会孤立地存在并独自实现自己的发展。不论是何种科学或学科，都将与其他科学或学科建立某种互为依赖或相互借鉴的关系，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他科学或学科中汲取生命力。传记文学自然不是一个例外。

传记文学发展至现代，传记的使命不再仅是提供作为事件的人物活动的轮廓，而是要从各种素材中寻出传记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并发现其独特的人格形态。传记文学这一本质变化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便是传记家们开始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来接受和运用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与发展，更为传记文学家们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与得心应手的武器。

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否认，正如任何良药都可能有其副作用一样，心理学及精神分析方法在现代传记文学中的广泛运用，也给这一写作样式带来了它在现时代里的新的困惑甚至弊端。精神病学者或精神分析学者探讨病态，是为着能消除它并给理智以发展的机会；而对于那些别有所图的人们和一些不够严肃的传记者们来说，精神分析法已成为一种寻求病态的蛊惑和用以进行性格分析的主要依据。他们热衷于追踪捕捉各种所谓富于刺激的病态，仅凭读过几册弗洛伊德的释梦书或荣格、埃宾等人的几部著作，便在传记作品中对稍有偏离一般社会规范的传主轻下结论。

在论及传记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关系时，我们还将把视线投向伦理学和新闻学。前者虽然未能为传记文学提供直接的手段，但传记写作所必须担负的对于现实人生及人们行为规范与道德观念的指导评判的责任，却使任何一位传记文学家都必将面对由它而提出的问题，并无法回避从它的某个立场而做出的选择；至于后者,则因其与传记写作从基本原则到操作程序各方面的诸多相似，而成为在现代与传记文学建立起最密切关系的学科之一。

在20世纪最初的两个十年里，尤其是经历过那次对我们人类文明进程的好坏两个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多数人们看待人生与人类的角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试图按照本来的或可能的面貌，而不是满足于以往既成的模式去认识人类与世界。接受权威已不再成为时髦，人们强烈地渴望着亲自的体验与探究。而另一个方面,世界虽然已经更为广阔，人类迈入的机器时代却又使人们较之以往更显渺小。环境将大部分人牢牢地限制住,他们既无时间亦无财力外出漫游，与各色人等自由交往；同时各种新闻媒介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了解过去的伟大人物的愿望，而传记文学则使人们的这一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很难说与拿破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会比我们今天更能了解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至少可以读到数十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现代人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那种要求自省与自助以及从伟人们身上发现自身的影像并如是行动的愿望亦促使他们对传记文学投人了更大的热情。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传记文学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在观念上，同时亦在表现上寻求其更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摘编自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