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汉字形体在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的发展岁月中，大体上经历了从图形化到线条化，再到笔划化三个阶段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是一个从难到易、从繁到简、从不规范到较规范的进步过程，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不断简化，不断规范化。

汉字之所以要简化，一方面是由于汉字自身的发展需要。汉字起源于图画，本身就存在着笔画繁多，结构复杂、难认难写的缺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不断发展，汉字的使用者和使用范围不断增加和扩大，要求汉字能够认写迅速、运用方便，而汉字的复杂繁难却使各种抄写、印刷事务不能快捷。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下，汉字不能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趋速就简。所以，汉字简化是人们在使用汉字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诉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然，汉字的简化绝不是随心所欲地简化，而是要根据汉字规律，逐步地科学地简化，简化的目的是使汉字有规范可循，更利于汉字在全社会的流通。

汉字之所以要规范化，首先从文字的特性看，文字是代替语言的交际工具，为了适应人们相互交际的需要，必然要求文字使用的规范化。其次，从汉字字形演变和汉字使用看，汉字字形的演变是以产生变异为前提的，无变异就无全部汉字的发展史，而异体的产生是汉字使用者的群众性行为，汉字使用越普及，异体也就越多。但存在过多的异体，将影响汉字在全社会的统一使用。为整理异体字繁乱的现象，使汉字的使用规范化，我国历史上继秦“书同文”以后，每隔几百年就要做一次汉字正字法的整理工作。建国后，党和政府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汉字简化、规范化工作，并建立起了现代的汉字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频繁，尤其是在人类已经进入了大数据信息时代的今天，文字与社会的关系从未有过如此的密切；同时，半随着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开办，世界上出现了新一波“汉语热”，汉语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高，规范、简化汉字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弃繁就简已成为现在和未来的大趋势。反观国内，社会上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意识仍然不太理想，在一些报刊、影视、商标、广告、牌匾上，滥用繁体字、异体字，生造简化字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要求汉字简化的规范化、标准化，比任何时代都显得迫切。

（摘编自邓雪琴《关于汉字简化规范化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以资料的荟萃和梳理为基本特征，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立足事象本位，着眼于民俗事象的历时性钩沉，如民俗学的单本著作和丛书之名一般是以某种民俗事象为前缀、以“民俗（或风俗、习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则往往是“上下千百年，纵横千百里”；另一种是立足区域本位，着眼于某一政区范围内民俗事象的分类铺陈，著作之名则一般是以政区单元为前缀、以“民俗（或民俗志、民俗通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追求面面俱到、不避琐细。细察之，上述成果基本上是秉持民俗即“文化遗留物”的观念而进行的文献研究，对于民俗的描述以粗线条勾勒为主，学术贡献有限，但如果将之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与整体学术生态中来理解，自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始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热潮，意味着中国民俗学者自觉走出书斋，来到田野现场，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观察民众的具体行为与口述表达，由此掀开了注重民众主体之文化活用的新篇章。更可贵的是，伴随着研究方式的转变，在研究目的的设定方面也有了新的追求。特别是在刘铁梁大力推动的“走向村落”的研究范式中，将村落视为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以“显微镜”式的方式观察民众日常生活，就更有利于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理解民众的文化创造。

民俗学既然是一门研究生活文化传承的学问，自然就应该关注民众个体的生活史、生命史以及精神世界，探索个人、群体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态势。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确努力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其中有两个学术方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对“家乡民俗学”的持续深化。“家乡民俗学”似乎最早是由安德明提出的，并迅速得到了多位民俗学者的呼应。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以自家亲属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同处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感同身受，在细描基础上加以学术分析，兼具人文关怀色彩，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刘铁梁称之为“注重身体感受的民俗学”。

二是在“礼俗互动”的框架中理解民俗传统，关注在国家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中的民众作为。张士闪将“礼俗互动”视为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提倡将国家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乡村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运用等，纳入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开启了许多新的话题，如国家礼仪对于民众心理的潜移默化作用，“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联合运作机制，礼俗互动逻辑与乡村公共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并置与连接，等等。

在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中，无论是在“家乡民俗学”研究中对于民俗主体与研究主体的相互贴近的尝试，还是“礼俗互动”研究对于民俗概念的传统边界的拓展，都暗含着对于“民俗”的更加宽泛的理解，以及对于民俗主体——民众的心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努力贴近。为此，上述两种研究模式都注意将国家历史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但其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家乡民俗学”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礼俗互动研究则试图提纲挈领地关注民众生活整体，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毕竟，应将地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生活细节，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而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也需要在地方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来理解。

（选编自《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李海云）

3G、4G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5G从移动互联网扩展到移动物联网领域，服务对象从人与人通信拓展到人与物、物与物通信，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引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国际电信联盟定义了5G的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宽带、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和海量机器类通信。增强移动宽带主要面向移动互联网流量爆炸式增长，为移动互联网用户提供更加极致的应用体验；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主要面向工业控制、远程医疗、自动驾驶等对时延和可靠性具有极高要求的垂直行业应用需求；海量机器类通信主要面向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等以传感和数据采集为目标的应用需求。5G三大应用场景将全面支撑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发展。

与4G相比，5G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关键性能指标也更加多样化。5G最突出的三个性能指标是用户体验速率、空口时延和连接数密度。5G用户体验速率可达100Mbps至lGbps，是4G的10倍以上；空口时延低至1ms，是4G的1/10；连接数密度可达到100万连接/平方公里。

5G将在2020年左右实现商用。6G概念和需求必将建立在5G技术商用的基础上，研究如何满足2030年之后的市场需求。

6G将进一步融合未来垂直行业，衍生出全新业务，并通过全新架构、全新能力，支撑新一代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构建，打造6G全新生态，真正实现万物智联的美好愿景，助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了提高速率、提升容量，移动通信永远在向着更多的频谱、更高的频段扩展。5G 扩展到毫米波频段，而6G将迈进太赫兹时代。

移动通信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梦想，即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无处不在、永远在线的全球网络覆，让网络信号抵达任何一个偏远的乡村，让大山深处的病人能接受远程医疗，让孩子们能够接受远程教育。

（摘编自《5G时代：万物互联给世界怎样的未来》）

（摘编自《5G大战爆发!“中国芯”凭什么站上世界之巅？》）

业界普遍认为，随着商业5G部署的第一波浪潮的兴起，智能家居、智能安防、虚拟现实、无人驾驶等行业将受到极大的推动，而其中，效果最显著的将是无人驾驶。

由于无人驾驶需要大量的互联网接入数据才能够正常运行，庞大的数据使当前的4G网络已经无法支撑。而5G网络登场之后，得益于5G技术的连续广域覆盖、热点高容量、低功耗大连接和低时延高可靠四大特性，5G技术能够对无人驾驶产生的庞大数据进行传输和处理，以及提供更精准的地图定位和更复杂的运算，从而引导实现安全稳健、高速的无人驾驶。

随着5G技术的到来，智能车路协同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将逐渐完善，并将加快促进道路网、传感网、控制网、能源网以及管理数据基础平台五网的融合，实现不同等级智能车辆在同一道路上的同时运行，从而达到车路协同。

我国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已与交通运输部部长达成共识，在中国公路加快打造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道路的标示、规则将进行智能化改造。在未来，道路标示（如“前方道路施工，请减速慢行”）、红绿灯等将能根据路况来“自主”协调控制车行、人行的通行时间。

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中，道路意外情况识别是智慧交通管理的重要依据。

未来的智能摄像头能对道路交通上的车辆图像进行结构化分析，在事故未发生之前就能预知车辆短时间的运行状态，减少车辆碰撞事件的发生。即通过多种手段包括人工智能视频分析等技术对高速路意外状况进行预警，从而实现道路交通事故多状态预知识别，避免自动驾驶事故。而这种预知识别能力，也是安防行业未来几年内的发展重点。

在5G、AI、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助力下，未来的智慧交通必将向“自动、主动、人性化”靠拢。

（摘编自《5G时代下的智能交通发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