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刮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木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子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已》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戏痴

梅寒

临城面山向水，地处水陆交通要塞，自古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小城虽然不大，城中有钱有闲人家却不少。临城的戏园茶馆也就格外多，南来的北往的戏班子，来临城，没有一家不赚个钵满盆满满载而归的。

在临城，余家是响当当的大户，余家老太太一口气连生五子，五个儿子中有四位子承父业开染坊做买卖，只有年纪最小的余五让父母大失所望。余五也生得人高马大气宇轩昂，却天生不喜欢做生意，倒是对游山玩水逛街下馆子挺在行。老爷子看不习惯，软硬兼施，企图把这个最小的儿子拉入商海正途，无奈余五是那扶不起的阿斗，心思全然不在那里。老爷子也只好放手，由了他去。余五自此越发像一匹

脱缰的野马，活得没了章法。

余五爱听戏，临城凡是搭台唱戏的地方，没有一处少得了余五的身影。余五彼时年纪正轻，家世又好，每每出行，华服香车，仆从前呼后拥。所过之处，街里街坊斜睨皱眉，心下慨叹老余家出了这等败家之子。到得戏园茶馆，余五所受待遇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老板笑脸相迎，台上扮戏的演员更是恭恭敬敬地称余五“五爷”。

这一声“五爷”也不是白白叫得的，别看余五没有经商的天赋，对戏，对台上的戏子们而言，余五可谓知己。当然，余五也不可能成为所有戏子们的知己，他爱戏，捧角儿，只捧自己欣赏中意的人儿。不入他戏眼的，他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也怪，但凡入了余五的戏眼，被他着意去捧的戏子，无论花旦还是老生，最终无一不红，无一不火。也正为此，五爷这个名字在梨园界越叫越响，前来奉承巴结五爷的

人也就越来越多。入了这一行，吃了这碗饭，谁个不想成角儿？

五爷却有五爷的标准，不肯轻易出手，他也决不轻易放弃。他不看好的戏子，哪怕将相王侯携了金玉满堂来找他也不肯叫一声“好儿”，他看好的，哪怕两手空空，他也场场都会准时前去捧场叫好儿。

有时，城东城西，两边的戏班子摆开擂台，同时开唱，刚好两个戏班子里都有五爷要捧的角儿。这下可就忙坏了五爷和他手下的那些人，东城听一半，赶紧勒马上车，急匆匆往西城赶，西城听过紧要处，再匆匆忙忙往东城赶。因为对台上的戏了然于胸，哪里出彩儿，哪里该叫好儿，五爷把握得恰到火候，一个晚上在城东城西间穿来穿去，竟然也不耽误五爷为两边要捧的角儿叫好儿。这也是一种本事。

那年，邻省有一个戏班来临城搭台唱戏，其中有一个唱花旦的少年，十四五岁，生得儒雅俊秀，唱腔深情婉转。五爷坐在台下，搭眼一望，侧耳一听就觉得他是一块唱戏的料。自此后，每有少年的戏，五爷一场不落。等那戏班在临城唱到第二十五天的时候，五爷同往常一样前去听戏，却发现台上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陌生脸孔。五爷急了，匆忙去后台打探，方知唱戏的少年嗓子出了问题，那会儿正神情落寞地在给班主烧水沏茶呢。看到五爷前来，少年的眼圈儿一下子就红了。

五爷去找班主，让少年继续出台唱戏。班主面露为难之色：孩子的嗓子坏了，怕是祖师爷没赏他这碗饭吃啊……五爷不知怎么的，就认定这少年日后必成大器。那晚与班主商议不成，五爷竟然做出一个平生以来最疯狂也最大胆的决定。他花了几百两银子将少年从戏班里赎出来，又花几百两银子带着少年去求名师：孩子，只要找对师傅，别看你嗓子坏了，你仍然能成名成角儿。

五爷的这一举动差点把家里的老爷子气得吐血。

少年对五爷的举动，却是感激涕零，在五爷面前长跪不起，要认五爷为义父。五爷没应承，扶起少年就俯身去掸少年膝盖上的土：演戏有三境，一要演“准”二要演“美”三要演出“味儿”，这就好比“三级跳”，一跳要比一跳难啊，难能可贵，你小小年纪，就已悟得演戏的第三境了。好好唱吧。

自此，五爷与少年以朋友相称。少年仍旧称五爷为五爷。

五爷大半辈子只爱戏、捧角儿，无心商海仕途，无心娶妻生子，家中所有积蓄几乎全部被挥霍在这上面，父母在时还好，等到父母归西，家里四分五裂，五爷自己的生活都变得困难。五爷仍旧痴迷于戏，那份痴迷却仅仅局限于自己家里那台老旧的唱机。唱机滋滋拉拉，当年他捧红的那些角儿，在咿咿呀呀地唱。年迈的五爷眯着眼睛，摇着纸扇半躺在院中的摇椅上，听到至情处，手上的纸扇“啪”的一合， “好！”那一声，气息不减当年。

却再也没有如潮的“好——”来附和了，只有院角的一树洋槐叶子在“唰啦啦”地响……

五爷病危，想念自己昔日捧红的那些角儿，老生，花旦，小生……

却无一个前来。除了那个他曾为他赎身的少年——彼时，那少年已是红透大江南北的名伶。

看到五爷老态龙钟病体恹恹，身边唱机里依然在放着师兄师妹们的唱片，名伶的眼眶儿就湿了：五爷，这些年，为这，可苦了你哇……

不苦，不苦，苦因是迷，乐因是悟，五爷好的就是这一口儿哇……

爷长叹一声，欣然闭目……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让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

“撒尿的小男孩”，虽然只是布鲁塞尔一件小得不起眼的雕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外来游客的必到之处。这件城市雕塑，不仅承载了布鲁塞尔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无数想象和传奇演绎，更寄托了他们对城市的祝福和希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则是这个容器中的主要元素。城市雕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跟这个城市有关的一切，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千千万万种勾连。正如“开荒牛”之于深圳、“反弹琵琶伎乐天”之于敦煌、李大钊像之于昌黎，好的雕塑往往还能完成对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再诠释与再书写，似一个点睛之笔点亮城市的文化星空。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城市空间规划和打造被提至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公共艺术”概念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但近来逐渐凸显的城市雕塑过多过滥之势，却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有的城市一味追求高或大的城市雕塑，想要在数字上把文章做到极致，但却忽略了城市艺术最为根本的公共性和艺术性，可谓是本末倒置。有的城市则一味求“新”求“异”，却使得城市雕塑与城市的气质不符。还有的城市，对公共雕塑的创作和管理还停留在装点、美化的初级层面，甚至盲目复制、大肆抄袭，让城市艺术失去了与周边环境与人互动的可能。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在几乎同步的城市建设中避免掉进“千城一面”的窠臼，则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让公共艺术融入城市，需要城市的建设者们少一些拍脑袋的所谓“创意”，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和艺术规律，将公共艺术置于“大规划”中进行统筹安排。而对于艺术创作者们来说，如何在力与美的呈现中实现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的内在呼应，则是永恒的命题。

城市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摩天大楼勾勒出的天际线。让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被艺术滋养着的城市，才更厚实也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