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

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秦代，运河已经连通了五大水系。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隋唐时代，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运河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计算在内，为世界之最。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河，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出现了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作为全国的首都，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需要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社会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此外，漕运还起着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运河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还在客观上巩固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隋炀帝敕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集中运送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保卫北方的边陲。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但认为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几乎江南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的生命线。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

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摘编自邹逸麟《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将儒学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唐代士人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

沈壮海

①文化自信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再次凸显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和学术课题，这是历史、时代、现 实多重因素促成的。

②涤除仍客观存在的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一个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有着早醒的文化自觉、骄傲的文化自视，曾长期饮誉潮头。然而，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外力犯侵，使得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不断遭遇重创。在顽强抗争、拼搏、逐梦中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改变着现实命运，也改变着精神面貌、文化心理。但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其调适提升，绝非旦夕之功。

③要引导我们的文化自信由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随着我们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当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不断恢复、增强。这是与民族振兴进程必然伴行的文化自信的自发恢复。强调文化自信的涵养，就是要引导这种自发恢复，走向自觉成长。一方面，要引导人们克服一时的虚骄、自负的膨胀等非理性的成分；但另一方面，更要引导人们认识当代中国向前向上的大局，认识增进文化自信之于文明重振、民族复兴的意义，促进国人民族自信、发展自信、文化自信的普遍性增进。虽然我们的文化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文化的魅力还亟待增强。

④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构成，推进这样的文化建设，需要的是与之相应的文化自信。这是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的本质所在。

⑤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的文化自信。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是我们 文化自信的重要底气。但是，这种底气只有在旧邦新命的历史接续中、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实践中，才会更加充盈浩荡。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高扬，有助于我们持守民族 自信、文化自信。不过，现实中不同文化猛烈激荡，如果我们迎对现代的西方，只能求助于古老的 传统，那即是对当代国人文化责任的逃避。当代中华民族，不能做望“洋”、望“古”兴叹者，而要 有承于古、强于今的雄心和作为。

⑥我们所要涵养的文化自信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上的自我 迷恋、自我封闭，它既要体现在对自我文化的确信，也内含着开放包容的气度。既要坚守中国文化 的主体性，作出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原创性的文化开拓，又要注重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镜鉴。

⑦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 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的自觉追求。

⑧涵养向新而行的文化自信，重要前提是普遍性地增进、提升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认知、理 解，进而走向认同与确信，增强传承好、发展好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增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 发展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概言之，文化自信立基于文化自知之上，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之“知”， 对近代以来革命文化革命传统之“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知”。系统推动中国文化的社 会化普及，激发普遍的文化建设的当下意识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基于时代特点、受众特点顶层规划 与落地设计。同时，还需要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核心，抓住全民族文化能力建设这个 关键，用好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这个最大的教育资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