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州地坑院

王剑冰

你知道“陕”是哪里吗？你一定会说，陕西。其实，陕在河南的三门峡，古时称为陕州，陕以西才为陕西。造物主随性造的这一块陕地，险崛而奇特。黄河南只有两条狭路可通东西，并汇于函谷关。从洛阳伸出的丝绸古道，至今仍留有一段深深的车辙痕迹，人称崤函古道。古道一直没入崤山天险，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即发生在此。秦皇汉武东巡的车辇，在函谷关写出《道德经》的老子，诗人李白、杜甫们，还有从这里出去的杨玉环、上官婉儿，无不要过这条古道。

千仞峭岩与万里怒涛的冲撞挤压，也在陕地托出了三道塬。不知何时起，身受仰韶文化浸润的陕州人，渐渐地在三道塬上将穴居与窑居的生活方式衍化成了地坑院。你能想到吗？多少年间，竟然有成百上千个村落，潜伏于地平线之下，成为世界奇观。

好些年前，头一次住进地坑院，感到有一种四合的凝聚与向下的沉淀力。院子像塬上开的天窗，所以人们不敢大声地说笑，怕吵了天地。天黑严的时候，繁星框了一院子，巨大的安静，使夜溶解得贴切而真实。偶尔有小曲传出，那种抑扬顿挫的眉户调，混合着蛐蛐、咕咕喵、南瓜花、扁豆花的声音，实为一种天韵，有女人在这天韵中剪着窗花，消磨一天中最后的时光。三道塬，相互交织和延续的，也许就是这种简单的安逸感，那是最本质的乡土的味道。

一位老人从坑院里走上来，见了我，看着不认识，话语却出了口。我赶紧回应，声音里，竟然有一种亲切与感动。一位红衣女子一点点地从地下冒出，手挥扫帚，坑院上方一条小路显现出来。这是新婚不久的女子，来的时候，柿子还在树上，红炫炫地挂满坑院四周。

雪片似梨花，覆满整个陕塬，勾勒出一个个坑院。谁家拦马墙散出了炊烟，让塬上的黎明活泛起来。一条狗钻上来，雪塬有了一溜花瓣。这时候听见了鸡鸣，起伏于无边的沉静中。

坑院虽不用一砖一瓦，却有自己的味道和风骨，所建必有遵循，所用必有遵守，所设必有尊重，说到底，还是民族的智慧，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活化石。只是听老人说，许多人进城去住，许多老院子因为没人打理，都逐渐荒废坍塌了，让人心疼。

独特的陕塬，高险平阔，南有重峦叠嶂的崤山，北临沉郁雄浑的黄河，深沟狭壑纵横。站在这样的地方，该是有诗的。唐玄宗旅次陕州，曾吟出“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的诗句。当时驻跸哪里呢？想他没住地坑院，若在地坑院留住一晚，诗中情怀当更为雄奇。

一代“诗圣”也错过了地坑院，黄昏时匆忙投入的是石壕村的靠山窑。那地方离塬上并不远，却存有不安定因素。如果老杜走上塬来，住在坑院，情境或有不同。说不定晚年会选择这里，茅屋也不会为秋风所破了。

又过去多少年，慈禧来了。慈禧避乱长安回京，没走回头路。光绪二十年九月，慈禧的銮舆进入函谷关，到这里天色已晚，只得在地坑院落脚，陕塬人没有亏待她，腾出最好的窑院，点起过山灶，给她做“十碗席”。高高在上的慈禧对现在高高在下有些不适应，然而面对舒适和美味还是做了一回普通人。

想李白、苏轼来，会把坑院当成一方金樽邀月起舞吧！地坑院是一个个模子，能翻模出乡情的孤绝与惊喜、诚厚与质朴。

陕塬人虽安于一隅，但性情刚毅，遇日本人来犯，自发组织，不让侵略者安宁。至今这里仍有遗迹，纪念抗争中的牺牲者。

自古以来，对于尘世，这里都是远避的、深藏的。这些年，当地实行旅游开发措施后，地坑院就像尘封的窖酒醇香四溢。但纯粹的乡情越来越多地远离了视线，少了些安静，多了些喧闹，多了些生意人和花花绿绿的游客。有人来看建筑，有人来搞摄影，有人支着画板写生，有人搜集俚语唱曲，有人学习泥砚剪纸，有人什么也不为，就为了看看与自己的老屋有什么不同。

再次来到地坑院，梨花正旺，路新修了，路边的树整齐地刷了白的腰，还有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一些不和谐的汽车喇叭声。总感觉景色变了味道，就忽然有些不高兴。我四处张望，通向外面的村路在塬上起伏，渐渐升出一个人，又升出一个人，近了才看清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儿回城里去，他们身后是年迈的老人，千叮万嘱地相送。年轻人渐渐没入塬下，只剩纷舞的梨花与摆手的老人。我突然有些伤感，当年坑院里种梨，是图吉利的意思，现在倒有一种离别之情，有些莫名的舍不得。再多少年过去，坑院里还会有人厮守吗？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把陶渊明也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我们发觉他可能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可能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悽悽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是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好评有一些，比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苏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远年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于是，陶渊明成了热门。

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