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学形式，必须具有艺术的终极属性，即诗性，必须立足于现实且对现实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而不能直接描摹现实，过度的绝对的“写实”，过分注重“故事性”，则会使其沦为平庸.唯有“艺术的真实”，才能使小说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恒久的魅力，才能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诗意当下一些作品过分注重对于真实的开掘和叙写，偏执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略将其提纯为艺术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使作品几近于新闻、纪实等体式，在迎合了大众猎艳猎奇阅读心理的同时，却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文学蕴涵和诗性品格，另外，现今某些小说创作者似乎过度热衷于书写“恶”与“丑”，而忽略了对于“美”的发掘，小说并非不可以写“恶”与“丑”，但写的目的应是反衬出“美”，而且要注意限度和分寸，过度的书写甚或是带着欣赏的眼光、陶醉的心态去表现“恶”和“丑”，只会使人心生厌恶，从中更不可能感悟到“美”和“诗意”，这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追求和目的。

还有必要重视小说的语言，语言能力始终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语言水平也始终是标示小说水准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某些作家，在创作诗歌、散文时，也许还能重视语言的运用与雕琢，但在创作小说时，由于过分注重故事性，则往往忽视或者漠视语言，这就造成了一些作品语言水准的低下，准确性欠佳、冗长、粗鄙、直露的语言在小说文本中大行其道。语言应该是小说的本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小说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现，小说诗性的呈现，要借助于语言，语言水平的低下，就是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低下，容易造成诗性的缺失，小说创作者们应该秉持汪曾祺那样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理念来进行小说创作，重视炼字造句，重视叙述语言风格的选取，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力求“每一个宇、每一句话的无可替代性”。此外，还应充分重视汉语作为表意语言和非形态语言的特点，谨慎过度使用“欧化”句法，而应从古代文言文中汲取营养，在简约和内蕴上下足功夫，方能彰显出汉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有魅力，使语言更具诗意，从而整体提升作品的诗性.唯其如此，方能从语言层面上为诗性的建构增加一枚沉重的砝码。

最后，姜注重意象的营构，“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出彩的因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创作者应谊“窥意象而运斤”。其实，意象并非为诗歌所专属，它广泛存留于各种艺术形式中。如果在小说中能营构出鲜活的意象，必然能够增强其诗性魅力，从而焕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意象应该成为小说内容和意旨的聚合体与浓缩体，它涵盖、表征、提炼小说文本的终极诉求，一个鲜活的意象能够产生恒久的诗意和震撼力，能够在读者的心中芳华常驻，让读者时时品味——正如“交叉小径的花园”之于博尔赫斯，“边城”之于沈从文，“晚饭花”之于汪曾祺，“野地”之于张炜……带给读者的诗意感受和审美冲击力是何其强烈而持久，凡此诗性十足的小说作品，似乎皆离不开一个鲜活而成功的意象。这昭示出意象的营构对于小说诗性建构的重要性。当代小说创作者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在自己的作品中苦心经营意象，因为意象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抽象的统一体.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意象，不仅能够增强作品的诗性，承载更广阔的思想蕴涵，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主旨，同时也能够生发出事半功倍的审美效应。

（节选自仕永波《小说亟特提升诗性品质》）

也是神话

张系国

①为了搜集一些资料，重读了不少中国的神话故事，因而有个小小的“发现”。奇怪得很，翻遍中国的神话故事，居然找不到一位成功的“反叛者”。中国的神话和其他各国的神话一样，并不缺乏反叛的英雄，但他们的反叛却从未成功过。如共工氏造反，头触不周之山，却失败了．如后并射日，最后连自己的老婆也保不住。最糟糕的是，这些反叛的英雄往往和他们的对手妥协，如孙猴子自称“齐天大圣”，结果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但后来他竟被唐僧收伏，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修成正果。对于一个“反叛者”而言，就未免太过分了！又如红孩儿哪吒，几次大闹龙宫，和他的父亲反目相向，原是一个极成功的小叛徒，最后却也妥协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连闹“自由恋爱”的白娘娘，都要被多管闲事的法海和尚镇在塔下，其他叛徒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②中国神话缺乏成功的反叛者，和西方神话充斥反叛的英雄，的确成为极鲜明的对比。别的不说，魔鬼撒旦就是一个大成功的反叛者。他原来也是天使，居然敢犯上作乱，虽被上帝赶入地狱，却始终不曾悔改，顽抗到今天。希腊神话里的天帝宙斯，本身就是个反叛者。就是失败的反叛者，也□□能坚持到底。□著名的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被罚以脏腑喂鹰，终于为一位人类的英雄所救。再如西绪弗斯，虽然永远在推石上山，但很难说他成功或失败。“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分别，完全在主观的一念之间。除了反叛的天神外，其他反叛的人类英雄，更车载斗量。西方神话故事里的英雄一再为命运所愚弄，总是不甘雌伏地与命运挑战。“人”和“命运”的关系，始终是西方文学□□的灵感源泉。

③中国神话没有成功的反叛者，是否因为中国人是“宿命论者”呢？我想不是。有个很好的例子。“愚公移山”，最后愚公是胜利了。但他的胜利，并不是他真的一铲一铲地铲平了太行山，而是因为最后上帝妥协了，派力士将两座山移走。如果让这神话发展到合理的结束，则愚公及其子孙真正铲平了太行山，也一样可能。但由于上帝的妥协，表面上愚公是胜利了，其实却剥夺了证明他“□□□□”的机会。这是一个上帝和反叛者妥协的好例子。前面提到的孙悟空和哪吒，其实也不曾完全失败。天上的统治阶级接纳了他们，使他们也享受到了部分成功的滋味，这就是妥协的明证。

④这已足够证明中国人不是“宿命论者”了。中国人不认为命运完全不可改变，也并不大胆地肯定命运完全由个人控制，却承认，命运是“天”、“人”妥协的结果。不论天上还是人间，总还是以“妥协”、“折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要紧的是，“保卫正统”是可以的，“反对正统”却不可以！即使开始时不是“正统”，在取得统治的地位后，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正统”。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反叛者，一转眼就置身神之列，恐怕也有“正统”的观念作祟呢。

⑤“妥协”似乎不是好字眼，提到“妥协”，总有“迁就”、“马马虎虎”的味道。不过这里说的“妥协”的观念，并不一定有呵责的意思。中国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口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与天争利”、如何养活自己上头。农民如不懂如何利用自然，和自然共存，就不可能养活自己。至于在人与人关系方面，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就是一个“有秋序的社会”，到今日还是如此。在调整人际关系上，自然更需要“妥协”、“迁就”的观念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一直存在“平衡”、“谐和”的概念，当然不是偶然的，是几千年生存于这独特地理环境的结果。在政治组织上，“妥协”，单指为结合一个复杂的社会，并使之运行不息，那么，在人与人之间，必须存在互谅。历史上，中国不曾遇到相等的敌国，因此倾向使用“妥协”的方式以维系整个社会的平衡，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已不再是“中”国而必须和世界各强国竞争，维持自己的生存，“平衡”、“妥协”的哲学观不再适用，也是可以明白的。不过某些思想的方式，是否影响了中国人在艺术上及科学上创造的能力，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

日前，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超37亿，登顶国内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热血昂扬的故事内核、震撼惊艳的视觉特效、对经典神话故事的创造性改造，获得不少观众好评。回看近些年文艺市场诸多口碑佳作，“燃”是它们共有的标签。“燃作”正以火热的流行姿态，走红于当下文艺市场。

一部作品“燃”，必是作品中生起一团火，令人振奋，引人共鸣。剥离创作手法和叙事技巧的外壳，火种就是作品中极具感染力的正能量精神。《大江大河》中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励志拼搏、《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意志、《我在故宫修文物》数年如一日打磨一件国宝的工匠精神……看这样的作品，我们与其说被一个个人物故事“燃”到，不如说被涌动其间的进取、勇敢、专注的精神气质感染。“燃作”流行，折射出人们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旺盛需求和热情接受，在当下丰富多元、竞争激烈的文艺市场，正能量题材依然是“刚需”。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文艺成就，那些至今为人称道的文艺佳作，很多都充溢饱满的正能量精神。以“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不只是50后、60后的燃情记忆，还经由影像化、舞台化改编，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养分；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在多少人的青春记忆里闪闪发光；《亮剑》《闯关东》等影视剧作，不管什么时候回看，都让人内心激动、热血沸腾。这些“燃作”题材不同，形式多样，但无一不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无一不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有人说，时代在变，现如今媒介日益发达，生活节奏显著加快，海量信息冲击之下，文艺还执着于正能量是否已经过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平台普及，文艺创作门槛逐渐降低，确有一些不良创作风气，或以颓废为美，或以恶搞为能事。事实证明，于思想上无精进、于情感上无促进的文艺作品最终会被市场和受众抛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们对真善美的需要只会持续炽热，对文艺作品“走心”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如何引领正向价值，呼应大众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追求，是今天创作者的重要使命。正能量最易感染人，由感染人实现提升人，恰是文艺创作的恒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正能量题材拥有更高远的艺术追求、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当然，并非有正能量就是成功的“燃作”，还须有扎实的故事和优质的形态做支撑。正能量的故事若要避免主题先行，将情怀落地、真正打动受众，需要精良的艺术水准、精妙的讲述能力。柴好方能火旺，好的内容设计、艺术手法就是一捆捆好柴，保证正能量的故事越燃越旺。

现如今，大众文化形态日益丰富，我们有太多文艺样式可以为正能量题材赋能。一部影片可以收获几十亿票房、一条暖心的短视频可以收获数百万点赞，5G时代，我们诠释、展现正能量故事的手段会更加多元。此时，更需要文艺创作者从广袤现实中寻找真挚动情、振奋人心的好故事、好素材，创作出一批批精品“燃作”，满足大众对优质正能量作品的真切期待。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文艺创作者应尽的职责。

(摘编自王子潇《正能量文艺是刚需》)

挺拔之姿

①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②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间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闪过阳光的光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的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③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一些植物已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的摇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过了，余韵袅袅。

④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写的都是湘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⑤一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了。庾子山在《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不过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竹间，在这里挥麈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相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⑥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力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⑦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晴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