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  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栏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①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涌现出《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西》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②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目前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现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③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 诘屈聱牙的文化知识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最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合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④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⑤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宇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现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⑥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编自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中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

刘力源

(摘编自《文汇报》，有删改)

西行路上左公柳

徐 刚

一过酒泉，西风更烈。

西行路上的荒漠与废墟，更加浓重地扑面而来，更大的戈壁、更多的沙漠似乎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下，荒凉感震撼着我。晃动着金色叶片的小叶杨，蓬首垢面地屹立在风沙中的红柳，都留在身后了。真正高远的蓝天上，没有一丝云絮，戈壁滩上没有一只鸟，太荒凉太寂静。

华夏民族鼎盛时期产生的丝绸之路，在它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无数重重叠叠的脚印，以及残损的、至今依然壮观的历史、地理、人文的景观。不妨说，那是人类行进的使命未竟，上苍殷殷的照拂未断。丝绸之路的相当一部分被沙漠埋没之后，河西走廊尽管历尽战乱、凋敝与风沙的进逼，至今不仅仍然存在着，且因为三北防护林①的崛起，有了再度辉煌的可能。

在兰州，在酒泉公园，不断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话：这是左公柳。

那是苍老的纪念。风雨未及卷走的站立着的斑驳。历时一百二十余年的老杨树老柳树老榆树，粗糙的树皮如同当西征丁勇的盔甲一样，那横伸枝节的树冠虽然被厚厚的尘沙压着，却有掩不住的苍老的绿色，显示着植物世界生命的强大与韧性。

因为这树，人们不能不想起左宗棠。

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西安到兰州、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长的大道，并且在道路两旁种了三千多里树木，有效地阻挡了风沙线推进的官员。

后人的诗赞实在不为过：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公柳后来的命运如何？当年那一块告诫人们“勿翦勿伐”的告示牌，挡得住随后的风雨和贫困吗？对大西北的人民来说，维持生计所急需的是粮食与柴薪。对于身陷贫因中的人来说，要求他目光远大是天方夜谭。河西走廊的树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次地遭受到人为的滥伐，以致河西的沙漠化日甚一日，富庶之地变得穷困潦倒。而近代惟一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以军队为主力的植树，实际上是改变中国西北生态环境的一次伟大的实践。然而，这“新栽杨柳三千里”，在左宗棠离任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砍伐殆尽。

左宗棠之后，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主张“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可惜这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受到社会、历史的种种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先生的造林设想如同他热衷的修铁路一样，只能托付后人勉力为之了。

今天的安西，左公柳已经寥寥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接敦煌、东连酒泉的防护林，及星星点点的固沙植被。三北地区8000公里的风沙线上，如今已建设了十五年的防护林体系，可以说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先人的眼光、历史的重托。其壮观景象已经不是左公柳可以同日而语的了。然而，它所面临的困扰却与当年仿佛。“西北苦，甲天下，”至今犹是。风沙沿线的人民为三北防护林所奉献的人力与热情还能维持多久？建国四十五年来汗水浇灌的林场普遍萧条，比三北防护林更艰难的三期及以后的工作又如何去完成？

与此同时，局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并没有改变整体恶化的态势，中国每年沙漠化的速度与面积仍然高居世界领先地位。一个伟大的工作，开头难，坚持下去更难，使之成为真正的绿色长城，庇荫半壁河山之日，那真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

（取材于徐刚《中国风沙线》，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