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文，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①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以理性的力量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迷信和愚昧的阻碍，建立了一个个向未知领域深处挺进的堡垒。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伯纳姆并不是在故作危言。在书中他引述了详尽的史料和众多当代研究成果，展开了详尽的论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对上述结论获得一个更全面深刻的印象。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譬如体现着数字神秘主义的古代术数系统，原本是一个很复杂、精致的系统，在古代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来掌握，而现在则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这种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数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化钱买不吉利。而把重大活动的开幕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和政府的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伯纳姆在书中提到了导致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失败、迷信胜利”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剥离了具体知识背景，采用新闻、广告宣传模式支离破碎地介绍科学的产品或成果，往往同时还伴随着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主义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二是科学家撤出了科普阵地，把科学普及的任务拱手让给了媒体从业人员和初等教育人员。这两个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同样存在。

⑤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⑥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⑦以上是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获得一点启示，并对中国科学普及现状进行的一点反思。伯纳姆的著作犹如一剂清醒剂，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就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科学毕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科学活动也占据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现在有一种说法：“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通过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并且应该去做。毕竟，人们对他们要参与并要发表决策性意见——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东西，应该先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最起码的。

①中国不存在真正的文艺复兴，因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古希腊那样一个“人本”时代，一个崇尚理性、欣赏人与生活之美的时代，没有这样一个文化之源，文艺复什么“兴”呢？我们看到的是孔夫子“克己复礼”，他想复的是周礼，实现礼治天下，让命定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来维系社会超稳定结构，“拯救理性”压抑了人性。

②如同但丁透过中世纪千年黑暗看到了古希腊文化之美与文明之灿烂，吴承恩在明中后期透过近千年的历史烟云与世态乱象看到了唐文化的辉煌与安详，唐人之美不在于富贵，而在气定神闲，在安详自在。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方，几可无敌于天下。吴承恩看到了佛教对唐文明的巨大影响力，而玄奘则是弘扬佛法、独行取经的一代伟人！吴承恩没去复述孔子，他要复述他自己心中的圣人——玄奘大师！

③《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拥有与天帝抗衡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在理想化暗喻自己，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力来获取超越自然万物的能量与力量，并暗示“思想不死”，而天帝、天庭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政府的化身。统治者不希望思想者影响一方，于是给思想者“弼马温”这样一个有官无职的位置，思想者有受辱感，回归花果山，最终与天帝妥协，获取地方自治权——被承认为“齐天大圣”管理一方。思想者的思想力不得安宁，大闹蟠桃会，偷吃老君丹，最终“异端”思想者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不见天日。直到灵魂的象征者与救赎者唐僧出现，灵魂从上天那里获取了诅咒的力量，而思想者被套上紧箍咒之后便皈依了灵魂，协助灵魂的象征唐僧前往西天追求真理，以求超度自我。孙悟空被唐僧“救赎”之前的“复述”，表面是对一只猴子成长的叙述，而暗喻的是自己身在明中后期，渴望逆时光潮流去追寻唐玄奘足迹，历经磨难，往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梦想！吴承恩的心中，玄奘是解开唐朝文明辉煌的一把金钥匙，九九八十一难看似数字的叠加，一些情节也有些相似，它主要是展示西天的艰难、人生的历练，以及社会万象、乱象。

④吴承恩不仅通过追寻玄奘之旅来确定自己的精神走向与旨归，他还要通过玄奘取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拯救，他希望把明朝带回到唐朝，像唐朝那样气度恢弘，像唐朝那样气定神闲，富贵强健。通过如来之口，吴承恩描述了中国——“东土”人性沦丧，社会混乱之现实，亦通过如来之口认定：中国尽管有过孔夫子的儒家仁义礼教，但它似乎救治不了中国，只有通过佛教来超度国人的灵魂。他认为，中国人是灵魂层面出了问题，人的思想淹没了灵魂，整个社会被无序的智慧与欲望控制，这是一切罪恶之源！《西游记》从开篇到结束多处否定儒家传统人伦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禁锢和对社会欲念的纵容！中国的明代思想领域正在热提“独抒性灵”，倡导心灵自由的同时，吴承恩却已超越时代，看到了“心猿意马”无所控制，无人咒念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挑战及恶果。吴承恩的复述是超越时代的，□□他的复述一直被当成神怪故事叙述，□翻开尘封的历史本原，我们依然能找到一颗伟大的心灵熠熠生辉！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游记》是中国的《神曲》，只是《西游记》尽管也诞生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较发达的东部沿海淮扬之地，但这部书并没有带来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整体觉醒，而《神曲》则像启明星一样给欧洲带来了人文科学复兴的黎明。但丁在不同狱界见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名人，通过“对话”（孙悟空是通过对打、对骂）来臧否历史人物，表达但丁的人文理念、思想。作者最终见到了上帝，走出迷梦，恢复崭新的肉身，重享生活的自由与美好！他象征着一个新的欧洲复活了！

⑥无论怎么说，《西游记》取经是成功的，玄奘是成功的，唐文明是成功的，《西游记》是昂扬的，健康的，人的灵魂在书中得到了救赎超度。《西游记》的伟大在于，他嘲弄并深刻地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禁锢与摧残，他们期盼释道救赎，但这却只能暂时摆脱精神困扰，并不能实现社会人文与科学的真正发展。直到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精神，中国文化才真正进入到符合人类发展的理性大道！

（摘自吴祚来的《文艺复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