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孝”

许天笑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这些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

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

寻找翠翠

祝勇

闲坐于草亭，忽地想起翠翠，仿佛想起一个熟识的故人。

天碰巧落着雨。我们碰巧饮着酒。雨和酒，碰巧都易于勾起人的愁肠。碰巧是在酉水边，酉水碰巧和沈从文小说里写的一般模样。我们碰巧都是沈从文迷。

所有与翠翠有关的事物，碰巧在这个时刻，聚齐。

而翠翠，却只能隔着茫漠的时空同我们说话。翠翠很远。翠翠只生长于沈从文三十年代的小说里，穿着图案简单的衣裳。悠远的日子早已布满了旧电影似的划痕，但她的明眸不会褪色。沈从文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她便用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来完成任务了。”严格来说，翠翠是由所有喜欢翠翠的人集体创作的。凡是读过《边城》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翠翠。

翠翠是典型的中国式梦境的产物。她容纳了民间中国对于自然、人性、爱情与生命的本质看法。或者说，翠翠是河流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是秋露和山雨凝聚成的，所以她才清明秀丽，有着透明的秉性。她是中国河流的青春写照。凡是河流可以带我们去的地方，她都可以带我们去。

翠翠就是这样陪着我，在湘西，一路走了好远。她是无处不在的河水和月光。我知道她不独属于我，但她总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这是《边城》以外的翠翠。沈从文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翠翠。翠翠在《边城》里，在沈从文的设计里，只属于傩送，傩送就一下子成了《边城》外许多人的共同的情敌。

翠翠在水边长大，像朵被一阵偶然的风吹落在山间的野花。她的父亲母亲很久以前死于一场浓烈的爱情，她却懵懂着，不知情为何物。翠翠在世俗生活的边缘，旺盛地生长着。她只能透过城里来的人来打量那个她所未知的世界，但沈从文却将她永远隔绝于世俗世界之外，斩断了她同外部世界可能发生的联系……天保和傩送都拥有“外面的世界”，或许他们中某一个的世界会与翠翠相连，但是天保死了，傩送出走，翠翠仍然守着她的渡口，消磨着她的年华；然而，翠翠的生命出路在哪里呢？在纯净的爱情里吗？爱情像河水一样不可捉摸，像青春一样无常和易逝。翠翠就这样面对着河流、青春和爱情。

《边城》真正煸情之处，是翠翠的等待。翠翠的等待就是整部作品的高潮。也可以说，前面所有的故事，都只是一个交代，翠翠执着而执拗的等待，才是作品的核心。但是故事恰好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读者会根据自己的人生取向作出自己的抉择和判断，沈从文一句也没有多写，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美丽的翠翠，就这样将期望抛向未知的远方。她实在不该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耗尽自己的一生，她蓬勃健美的生命不该有这样的结局。也许，在某个“明天”，翠翠会突然看见傩送风尘仆仆的微笑重又出现在岸头，但是我们仍不妨作一个残酷的假设……傩送从此远行，心中装着他的翠翠，梦里想着他的翠翠，走遍天涯，却永不归来。而翠翠，则同渡口一同老去。这样，翠翠的一生，因为爱而不完整；另一方面，对爱的忠贞又使她的生命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完整。翠翠于是成了沈从文为我们造的一个断臂女神。

然而，这一切即使是梦想也来得太迟了。翠翠被时间襄挟着，像傩送一样一去不回头了。傩送和翠翠分别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着我们。翠翠如蓝印花布一样纯朴的背景，带着湿润的乡下气息，消失在时间深处了。

坐在草亭里想念翠翠，翠翠既远且近。雨还在下，河面上是一片烟，天气越来越寒凉。酒还在饮，身子却越来越暖。野渡无人，视野里有浓有淡。浓的是水边的青石，怪兽般长满绿毛；淡的是若有若无的远山，以及山脚下的江水。一幅典型的中国式风景。遂想起沈从文的一句话：“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开窍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当然，翠翠也在其中。想起她的爱、她悠长的等待，想哭。生活也许早已不那么静寂，在自己的节拍里沉了很久的湘西人在现代的步伐面前也表现出一丝慌乱。要抵挡香车宝马的诱惑已不那么容易了，尽管它的价值并不超过当年的一座碾坊。爱情，早已成了休闲中的甜点与快餐，成了一次性消费品。这个时代里，过路的女学生，即使装扮再奇奇怪怪，行为再不可思议，也不是风景了。但翠翠是。

可是河流还在。只要河流还在翠翠就在。

当翠翠在孤独中等待傩送的时候，世间有多少个傩送，踏遍千山，在寻找着翠翠！

寻找翠翠，翠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忧伤。

（选自散文集《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有删改）

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是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知音”欣赏和“粉丝”欣赏的区别，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知音精于深度梗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

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粉丝欣赏突破了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海报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摘编自周兴杰《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