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翁的动手能力

蒋子龙

一个谈笑风生的场合，有人话赶话地调侃托尔斯泰：你除去会写小说还能干什么？

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句玩笑话说得有点过分，而且也不是事实。大家都知道偌大一个雅司纳亚·波良纳庄园里的每一项农活，托尔斯泰都能拿得起来，不然他怎么管理近百名农奴，并为他们指派活计？俄国绘画大师列宾曾画过一幅闻名世界的“托翁犁地”的油画，列宾为这幅画准备了3个月，每天躲在一条壕沟里，靠沟沿上的灌木遮挡着偷看托尔斯泰犁地。因为托翁不喜欢别人为他画像。

托尔斯泰一向都教导家人自己的生活自己打理，凡是自己能干的都要自己动手，他每天早晨都要自己拖着雪橇为楼里送水。他家的桌布、沙发垫也是他同为贵族出身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亲手织的。托尔斯泰还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军官，指挥一个连队“英勇地参加了塞纳斯托尔保卫战，并获得了四级安娜勋章”，以及“1853—1856战争纪念奖章”……

可当时已年近花甲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对朋友的嘲讽还嘴，未吭一声地回到家里，回到家就忙起来了。他的“车间”紧挨着他的书房，当中一张大木台子上摆放着榔头、钳子、钢锯、锉刀等工具，墙上挂着干活时戴的围裙……他为回应朋友的调侃，亲手制作了一双漂亮而结实的高靿牛皮靴，郑重地送给了大女婿苏霍京。苏霍金哪舍得将老岳丈这么珍贵的礼物穿在脚上，便将皮靴摆上了书架。当时《托尔斯泰文集》已经出版了12卷，他给这双皮靴贴上标签：“第十三卷”。此举在文化圈里立刻传为佳话，托翁知道后哈哈大笑，并说：“那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卷。”

托翁乘兴又做了一双半高靿牛皮靴，送给了好友、诗人费特。费特灵机一动，当即付给托尔斯泰6卢布，并开了一张收据：“《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按鄙人订货，制成皮靴一双，厚底，矮跟，圆靿。今年1月8日他将此靴送来我家，为此收到鄙人付费6卢布。从翌日起鄙人即开始穿用，足以说明此靴手工之佳。空口无凭，立字为证。1885年1月15日。”后面还有费特的亲笔签名，并加盖了印章。

手艺是精神的标记，行为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面貌。现代年轻人厌恶体力劳动，拒绝学习和掌握一门手艺，不管喜欢不喜欢读书，读得好和读不好书的人，都一窝蜂地往上大学一条道上挤，正应了俄罗斯的另一位大作家契诃夫的话：“大学培养各种才能，包括愚蠢在内。”

而托尔斯泰，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他的全集出版了90卷，是“每一个作家必读的百科全书”、“文学艺术中的世界性学校”，其精神之丰富、深邃和博大，为世人所叹服。况且又是出身贵族，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个令现代人无比羡慕的“精神贵族”。

而最让托翁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这个。

列宁称“在这位伯爵以前的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他比国家废除农奴制早4年就解放了自己庄园里的农奴，还一直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赠给农民，让自己的作品自由地无报偿地任由想出版它们的人去出版，为此不惜跟家人一次次闹僵。到82岁时还离家出走，想去当个农民，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普通的劳动者中间度过残年。他到临死都信奉：“劳动，只有在劳动中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

有一次托翁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妇人当做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妇人搬运完箱子还得到了5戈比的奖赏。这时码头上有人认出了托尔斯泰，许多人围过来向他问好，那位贵妇人无地自容，想讨回那让她含羞的5戈比，却被托尔斯泰拒绝了：“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有多少。”

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    ，正如钻石研磨钻石。本是伟大作家的托尔斯泰，却用自己的一生证实：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和手艺，只说明精神贫弱，思想空虚。

宋代文人的拐杖

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写到自己用的拐杖，宋人尤喜如此。在他们的笔下，拐杖寓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

人们早就使杖这个原本简单的生活用品人格化了。人们从它身上引申出了品德等喻义，从它身上获得启示；这些品德之类的喻义，正是中国古人爱杖以及“杖文学”众多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代文人言杖，常把杖比作君子、圣贤，杖被附加上了戒慎、克制、节欲以及认真助人、忘我助人的德行，以此强调其扶持、辅佐的作用，提示人们应当从用杖中体会到任用贤人之重要。魏晋唐人除了继续将杖与扶持、辅佐之类相联系外，又将劲直、高节、逍遥和杖联系了起来。

到宋代，有的人继续申说杖的扶持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在魏晋唐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含义。张九成、黄庭坚强调了忠信笃恭、内圣、廉、直、节。最能典型地体现宋人观念的，则是蔡戡的《邛竹杖歌》，其后半首曰：“孤根端有岁寒操，劲节肯染京城红。飘然飞去不可执，西山南浦聊从容。放行天地无障碍，倚观宇宙皆虚空。横挑斜倚任所适，去来无定如飞鸿。”赋杖以节操、脱俗、闲适、飘逸的个性，正是宋人写杖的最大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观念整合、沉淀、定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普遍的内敛倾向使各种纷扰的观念、骚动的心理被普遍的宁静之美、逍遥之求所代替。程颢的诗《秋日偶成》最具典型：“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种有别于唐人专重功名富贵的“男儿观”，代表了宋代文人人生态度的新内容。

宋人这种人生态度，也体现在对杖的品德等喻义的解说上。在宋人笔下，杖的戒慎启示、扶持、辅佐功能、贤人之喻明显淡出，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宋代文人的入世意识、政治主人翁意识的淡化。宋人的杖主要是用来显示一种脱俗、逍遥、闲适的情怀。

与这种人生态度和情怀相应的，是他们的审美情趣。宋代文人喜爱之杖，在材质上都偏爱来自山野自然的植物。他们还非常喜欢给杖加上枯、曲、瘦、短、轻等形容词。可见，宋人爱写杖，正是其人生态度、审美心理的外化表现，他们使杖有了丰富的文化附着。

所以，宋人常可通过杖来获得一些人生感悟，或借助它去表达人生感悟。如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竹杖芒鞋与马的比较中，作者体会到不受宦事羁绊的轻松自由。

由此可见，宋人对杖及写杖的偏爱是在中国文化富有连贯性的演化中，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随着文人心态、旨趣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

周代教育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受过此类训练的人也称作“术士”或“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技艺出任不同的“职事”。孔子曾学过“御”和“射”，“礼”和“乐”更是孔子研究得最深的两门艺业。学了“礼”和“乐”这两种在古代贵族社会中用途最广的知识技能，更可以有许多“事”可做。

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是指一种新出现的历史情况，这说明“士”“道”在春秋时代都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在周代封建制度之下，“士”属于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级，在这种情形下，“士”的地位在社会身份、思想以及政治等方面是受到限定的。在这种限定之下，“士”自然不容易发展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使他们可以全面系统地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批判。所以春秋以前的“士”还不能算是能扮演社会批判者角色的现代观念中的“知识人”。这并不是说春秋以前的“士”对现实社会完全没有批评。从《诗经》来看，西周晚期便出现了许多批评现实的作品，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批评，如《诗经》中“正月”“十月之交”等篇，都是局部的、具体的讥讽。而孔子以后的“士”是从“道”的超越观点来批判现实世界的，所以更为全面、深刻和彻底。

到了春秋时代，“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主要是周代封建秩序解体的结果。在封建制度下，“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其下便是“庶人”。后来，“庶人”有不少机会上升为“士”，贵族阶级中的“士”也大批下降为“庶人”，“士”这一阶层就恰好成为贵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汇聚地带。到战国时代“士”终于不再属于贵族，而成为四民之首。

(节选自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有删改)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