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必定引起深刻的文化转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定民族或群体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在这种意义，文化转型同文化危机一样，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个体的文化习惯的改变、值信念或信仰的改变，还是特定群体或特定社会某些文化特质或文化理念的一般意义上自觉或不自觉的更新，都不能算作文化转型，只有在大的历史尺度上所发生的主导性文化观念、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转变，才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型。文化型和文化危机密不可分。一方面，同文化模式的常规期和稳定期相比，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同构成了文化模式的剧变期或革命期。在文化模式的剧变期中，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是同一历史进程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在总的文化冲突与剧变时期中，文化危机代表量变的过程，文化转型则是这一量变过程达到一个转折的关节点而引起的质变。另一方面，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本身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危机是文化转型的过程，文化转型是文化危的结果。即是说，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本身就表现为一个过程，无是现实社会运动或人的生活层面上的文化失范或文化冲突，还是社会精英层面对于现实文化机的自觉反思或批判，都是文化转型过程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