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转变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被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有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变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与构建，其最初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价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块条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必须有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等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我国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演进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人类货币观念的转变，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摘编自《中国周刊》《货币的发展与演变》）

秋的气味

林海音

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个地方──西单牌楼。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最是扎眼，就不由得就进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铛铛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给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地，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老五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痢疾与伤寒比战争本身引起的死亡更多。1918和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蔓延，感染了5亿人，将近占世界总人口的1/4，死亡2000万～400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细菌性肺炎引起的并发症。

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被污染的培养基中发现青霉菌的抑菌作用的故事大概是医学史上最令人熟知的桥段了。但事实上，这一发现距离“神奇子弹”的出现还有漫长的距离。

1929年，在《不列颠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的研究论文时，弗莱明对青霉素能杀菌的叙述只有一小段。在后来的10年里，他发现青霉素对任何动物无害，通过研究不同酸碱度下青霉素的性质，搞清楚了怎样让这种药品变得更稳定，但他远没有能够完成最重要的一步：创造出临床能够使用的有效制剂。

1940年，弗莱明已经放弃对青霉素的研究，而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对青霉素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医院的病理学家弗洛里和生物化学家钱恩沿着他的路走了下去。这一年，他们从青霉菌中分离和浓缩出了可以用于实验的青霉素，并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成功。但一个致命的瓶颈是，要提高青霉素的产量太难了。

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人们对“神奇子弹”的渴望。政府、大学、公司和研究所纷纷投入到了这场与伤兵细菌感染较量的赛跑里。弗洛从哈密瓜的绿毛上提炼取了黄绿霉菌，这株霉菌使青霉素提炼的产量提高了200倍。后来，威斯康星大学和卡内基学院的研究人员用X光或紫外线照射它，使青霉素产量达到了过去的1000多倍。

对人类而言，抗菌药物的产生就好比是获得了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细菌感染疾病斗争的竞技场。结核、白喉、脑膜炎和产后败血症，那些人类历史上猖獗的细菌性感染疾病被迅速遏制。如果没有抗菌药物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想象外科手术在20世纪进一步突飞猛进。一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中国国家卫计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曾指出：“抗生素的使用将人们的寿命平均延长了24岁。”

材料二

相比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干净得多的环境里。感染性疾病在抗菌药物的抗击下不再令我们闻之色变，但很显然，我们的时代有自己的健康问题。纽约大学人类微生物组计划负责人马丁·布莱泽在《消失的微生物》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迷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现代疾病几乎同时在发达国家里骤然增多，并 （甲） （蔓延/曼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你我都能感知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敏性疾病，你是否感到：你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患上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世界变态（乙） (反映/反应)组织（WAO）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已达22%，我国发病率也已经超过了20%，平均五个人中就有一人过敏。

马丁·布莱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源于他早年对幽门螺杆菌产生的疑问。1982年，澳大利亚学者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并证明该细菌感染胃部会导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淋巴瘤甚至胃癌。2005年，两位研究者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如今幽门螺杆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最高警示级别的I类（丙） （治癌物/致癌物）。

马丁·布莱泽并没有否定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的研究成果，令他好奇的是：为什么在他们之前，人们从未想过研究幽门螺杆菌与胃炎之间的关系？答案很可能是：过去的研究根本不会将这种细菌视为疑犯：遗传学研究显示，人类携带幽门螺杆菌已有十几万年，这个时间跨度是目前的检测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有理由认为，从20万年前智人刚刚出现在非洲大陆的时候，这种微生物就已经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9世纪的医生在几乎每个人胃里都发现了这种弯曲螺旋的细菌——你很难认为人人都有的细菌是（丁） （病原体/病源体）。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带菌者已经变成了少数派。而促成这变化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干净的现代生活。

材料三

马丁·布莱泽认为，幽门螺杆菌的消失已经导致古老的平衡被打破了，它的后果绝不可能全是正面的。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群系组成了免疫系统的一部分，这些长期的住户可以以各种方式抵御外来者的入侵。

一些研究认为，多种自身免疫病在发达国家中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也可能与我们体内的住户有关。流行病学观察显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发病率相比，在那些人们亲近土地，喝未过滤的水，吃的食物几乎未经加工的地区，免疫机能紊乱病症很少见。一种推论是，人类大约5000年的文明和伴随而来的瘟疫，以极具侵略性的方式培育出了免疫系统。公共卫生设施、抗生素和童年的疫苗大大减少了人一生中得疾病的炎症负荷，但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遗传情况却没有相应发生改变。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进入我们体内的细菌就开始帮助我们调试我们的免疫，帮助免疫的发育。我们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只有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区别“我”与“非我”。微生物正是“指导”这一过程的第一任老师，教会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危险。而在缺乏“老师”的情况下，免疫系统的学习也就出现了问题。

或许，一个新的科学共识正在形成：只有认清人类同细菌的长期共生关系，我们才能找到人类健康的另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