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喊我潘若云

梁爽

潘若云真的老了。

她不在家，打电话也没接，我是在公园里找到她的。她没去看广场舞，也没去听京戏，我找到她时，她正在西北角的竹林边听一个小伙子念报纸。小伙子念得结结巴巴，一听便知肚里没几滴墨水，潘若云却半眯着眼睛听得入神。两人中间的桌子上摆着血压计，宣传单，还放着潘若云的拐杖、水杯、老花镜、开襟的驼色毛坎肩。

离开了小刘的视线，我问潘若云：又买了什么药？

降血压，提高免疫力的。潘若云说得轻飘。

又是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不用你管，我自己的钱。

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妈，能不能别这么执迷不悟，你买了那么多保健品，也没见你怎么吃过。

潘若云不再说话，我们彼此沉默地走着。公园门口有个三级台阶，潘若云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托着腿弯处，上一级托一下。我伸手想去扶她，她摆了摆手，没让。

我的心颤了下。想当年潘若云站在师大的讲台上，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不用出诊吗？

我被医院派去德国做访问学者，下周走，三个月以后才能回。

你不出国不也是个把月才来一次。

妈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了？！

现在的潘若云对我和弟弟说话就是这样，要么冷嘲热讽，要么夹枪带棒。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潘若云去楼下市场买菜，在卖鱼的摊位前滑了一跤，小腿骨折，被邻居送进了医院。彼时恰逢我参加市里组织的乡村医疗公益活动，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我第二天赶到病房的时候，潘若云铁青着脸对我说，我不是你妈，以后叫我潘若云。

想起父亲在时，他把潘若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每次回家，她总会说，年轻人要好好干事业，你们优秀，妈妈脸上才有光。我和弟弟按照母亲说的，几乎把全部精力拼到了工作上，直到弟弟远渡重洋去了美利坚，我也成为院里最年轻的主治医师。潘若云曾在电话里对她的妹妹说，养个有出息的孩子，不如养个孝顺的孩子，我两个孩子都有出息又能怎样？一个只在过节时打打电话，另一个只会给我钱……

潘若云说的没错，对于我和弟弟来说，相较于金钱，时间显得更为奢侈。我们不知道被谁绑架上了战车，在时间的囚笼里只能不断前行，不敢转弯，更别提调头。

打开家门，屋子里蹿出一股寒气。顾不上换衣服，潘若云便倚到床上休息。

冰箱里姹紫嫣红，红的番茄绿的黄瓜紫的甘蓝白的牛奶一应俱全。潘若云说，是小刘帮买的。

哪个小刘？问后我即想起，公园里卖保健品的小伙儿姓刘。

厨房里的水龙头是新换的，光鉴照人，一串英文数字彰显着“九牧”的标志。潘若云说，是小刘帮换的。

煤气表上的五个黑色数字除了6便是8，看起来很吉利。潘若云说，不用看了，小刘上周充的值。

我一边洗菜一边琢磨着，还有什么事儿要嘱咐潘若云。对了，血压，不知道潘若云最近的血压怎么样？

我用围裙擦了擦手进到卧室时，却看到潘若云半坐半卧地睡着了。头歪向一边，正好靠在一摞高高的保健品药盒上。鲜红色的药盒全都没有拆封，在潘若云满头白发的映衬下，鲜亮而刺眼。

（选自《小说选刊》2019年第3期）

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

对话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

记者：被评为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您有什么感想？

于：其实我是深感惭愧和不安啊！和在岗的老师比，我的工作压力和身心紧张程度跟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和其他获得荣誉称号的老师比，我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一直认为上课就要打开学生的心门。但是我看到蒋院士把两个星期的课程用一节课就讲得那么清楚，我就觉得自愧不如，对不起学生。又比如湖南农业大学那位六十几岁种葡萄的教授，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他说：“葡萄不是种在黑板上的，是种在地里的。科研论文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要装到农民的腰包里的。”我一直在对照这两句话，我觉得我是真的对不起学生。所以去北京领奖的三天里我一直处于激动、感动和不安当中。我想，能够受到这样的殊荣绝不仅是个人的光荣。

记者：那您想过通过从政，用政策手段去影响更多的人吗？

于：我还是喜欢教书，做一个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教师，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当时带的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培养成特级教师，现在基本实现了。培养青年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教师可以使很多学生受益。

记者：现在的学生很小就开始学英语，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这个您怎么看？

于：台湾的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百年语文，内忧外患”。语言本身和国力是有重要关系的，语言中是有霸权的，哪一个国家不重视母语的教育啊！法国课文《最后一课》里面说：“语言是打开牢门的钥匙”。语言没有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消失了。以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数理化改成英语了，真的是内忧外患啊。我们对学生的教育，责任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次教育规划纲要里头，对学生的要求非常明确的就是“社会责任感”，从一个自然的、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社会的人，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重术轻人”，技能技巧是可以学的，但做人的道理从小就要懂。

记者：您和其他教师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吗？

于：以前有过。1964年全市开始教学改革，我被推上了上公开课的行列。但那时候，我自己教的班级都已学过了，只能借同年级的其他班，学校作了安排。连上了两次公开课，看似热闹，实际上埋下了教师之间不和睦的根。后来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有位老教师说“公开教学，借别人的班上课，你知道带给别人怎样的伤害吗？你教得好，到别的班级上课，别人怎么进课堂？”所以做任何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非常重要。教师教学各有各的特点，你去教别人的班级，学生有新奇感，气氛容易调动，当然就会给别人的教学制造难题。我反思，虽然借班上课很紧张，但也夹杂着自我表现的念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日后还上公开课，绝不借别人的班级。其实借班上课由于对学生情况不了解，违背了教学原则，针对性差，更多的是在展示甚至推销授课教师的“才艺”，有沽名钓誉之嫌。

记者：您做了校长之后，有什么感悟？

于：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当了校长，从事行政性工作之后，就不教课了，这样自己会轻松一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在选择:在一个岗位上你应该做什么？我经常有很多的学术会议要开。我看到现在有成就的人，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如果能再多些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就好了。其中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特别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培养青年教师要跟培养学生一样，要精心，这样他们就能少走弯路。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