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材料一：谈996，马云表示，关于“996对不对”，法律自有规定摆在那里，这个问题并不是关键，关健是我们认真思考过自己选择了没有，我们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方向在哪里？思考清楚了，就不会纠结，懊悔……找到喜欢的事，“爱觉不累”，不存在996这个问题；如果不喜欢不热爱，上班每分钟都是折磨。找工作如同找对象，真正的爱情你不会觉得时间长，但不合适的婚姻是度日如年。

马云还称，真正的996不是简单的加班，不是单调的体力活，和被剥刺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的人并不傻，可选择的机会也不少。我觉得真正的996应该是花时间在学习、思考和自我的提升上。那些能坚持996的人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热情之处，找到了金钱以外的快乐之处，他们享受自己在八小时以外的学习、思考，探索的路径上，找到自己工作快乐点的人是幸福的，有福报的。为加班工资而996的人是很难持久的。

材料二：美国人如何看待加班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过职，曾经，我问过他这么一个问题：“在美国，是不是也经常加班？”他这么回答我：“如果工作需要加班，boss会主动询问我原因，如果是因为我自己工作效率的问题，那boss会认为我工作能力不足，会要求我提升工作效率。如果是因为我工作任务太重，boss会适当给我增派人手。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加班是一种问题，一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避免加班？当我们身处的一家公司，长期处于一种常态化的加班时，那这个公司工作方式一定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说明这个公司的工作效率是低下的，而常态性的加班，会使人变得念发懒情。遇到这种公司，离职，大概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当然，我们不应该拒绝所有的加班，如果说公司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或者目标，而要求加班的话，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因为这样的加班是阶段性的，不仅没有害处，相反你还能因为这样的加班体验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的。

材料三：企业本性是趋利的，为逐利而迫使员工加班本属情理之中，而员工在目前就业形势下，明知频繁加班和超时工作会影响身体，却没有多少人坚决拒绝，相反还常表现为“自愿”承担，确实令人玩味。当劳资双方的利益趋向达成“共识”时，问题就变得严重和复杂了。既然超时加班是违法行为，那么执法者应该站在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义的立场上制止超时加班现象对员工的损害，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主体即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也有必要应用其公权力对违规进行处理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要遏制超时加班现象，在加大惩治力度和劳动执法力度的同时，还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

既然超时加班是短视行为，企业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一些企业屡屡超时加班和克扣职工的加班费，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违法成本较低，目前重点是要重视加大对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保护的执法力度。劳动保障部门应保障劳动者能以最快速度、最少成本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更应该加强监管，做好防范，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使其不敢随意侵害劳动者权益。工会等组织要充分粉演好职工权益代言人和维护者的角色。同时，劳动者自身也应加强维权意识，要从根本上破除“加班潜规则”，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员工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材料一：

未来，5G的生活什么样？

清晨醒来，卧室的灯和空调自动开启。你来到卫生间，洗脸水已经自动调至适中的温度，数码牙刷记录并上传你的牙齿以及口腔的实时数据。你吃过早餐后，遥控你的汽车自动开到门口接你，汽车带着你自动行驶在马路上，你在车上开始了视频会议……

以上便是预测的未来5G生活的场景。

在5G物联网内，人们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通过掌握物品的状态和数据，更好地管理和操控它们。比如，你出差忘带了一份文件，可以立刻通过网络控制家庭监控设备找到文件，操控智能机进行传送。5G物联网不仅可以让人通过远程控制的方式调节室内温度，而且可以在公交车还未到站的时候，就告诉等车的乘客们还有多少空座位。

专家预测，万物互联了，“手机”的概念将会逐渐淡化。未来，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将呈现融合化、微型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移动智能终端的通话、上网等功能将与眼镜、手表等穿戴设备融合。

（摘编自《万物联网的5G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高中生》2017年第12期）

材料二：

5G看起来只是通信技术的又一代演进，但人们对它的期待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更新换代都要强烈。1G打电话，2G发短信，3G看图片、听音乐，4G在线直播……每一代通信技术都在前一代的基础上不断演进，但5G并不是在4G基础上的简单改变，5G打破了信息传输的空间限制，能够实现的应用场景不受想象力限制。用手机下载一部1G大小的电影只需要3秒，这种比4G快100倍的上网速度仅仅是5G“大宽带”特点的体现。

依靠更高速率、更大连接、更低时延的特性，5G不仅解决人与人的通信问题，而且能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万物互联。在5G网络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8K高清视频，以及无人驾驶、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等，将真正走向成熟应用。

（摘编自《5G打开巨大发展空间》，《人民日报》2019年6月14日）

材料三：

根据IHS Markit的调查报告，5G将在全球创造出12.3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5G相关产业链将创造出3.5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将在全世界创造出2200万个工作岗位。

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正在进行5G城市计划。中国移动正在5个城市推进5G试点，并参与了发改委规划的12个城市5G应用示范工作。中国电信将5G创新示范从初期的5个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17个城市。中国联通已经在全国16个重点城市中搭建了5G的网络信号基站，并且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规模网络测试。

（摘编自《5G来了》，《南风窗》2019年06期）

材料四：

无线通信系统演进到现在（即4G），已被考虑的安全需求主要立足于提升基于数据和语音通信服务的安全性，而5G不仅需要考虑基本的数据和语音通信服务，还将服务于一切可互联的产业。为面对一系列全新的服务需求，5G必须有多方面的新作为。

5G需要统一的安全管理机制来保证设备跨接入技术的网络接入安全，同时提供通用的安全性，比如设备的认证和隐私性，它需要差异化的安全机制来服务于不同的个人业务及垂直行业服务。5G基于云架构的端到端网络切片形式被公认为是实现差异化服务的最有效解决方案。5G的接入设备不再只是传统的通信设备，也包括大量面向具体应用的物联网设备，这些设备会收集用户大量的隐私信息。它需要更全面的隐私信息保护措施。

5G面临的安全问题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及的几个方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来说，安全问题很难穷尽。当前很多企业和通信联盟都已经认识到5G安全对整个系统演进的重要性，并通过一系列会议、白皮书和标准草案对一些关健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寻求相应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摘编自《5G移动通信网络安全研究》，《软件学报》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