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2页上部分）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负传统望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名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地锦

聂鑫森

景影夫妇之所以买这套二手房，是因为儿子要结婚，再买一套新房吧，钱还不够。于是将早几年买的一套大房子让出来，重新装修，做了年轻人的洞房。然后，他们寻寻觅觅，相中了这套房子安身立命。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没有惊动单位的任何人。景影平日上班、下班，从不要单位司机接送，所以他搬家、安家没人知道。儿子结婚，景影也没给本单位的人发请柬。这叫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图的是一个清静。

景影夫妇太喜欢这套新买的房子了，虽说是二手房，虽说只有100平米，虽说与彼此上班的单位有着不短的距离。但是这栋楼的外墙爬满了地锦，让呆板的水泥钢筋结构墙散发出无限生机。景影五十有五了，是林业大学园林系毕业的，之后又在园林管理局当技术员、工程师，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如今是副局长了。景影一辈子与花花草草相厮守，心情好极了。妻子刘欣在中学教语文，生得小巧玲珑，特别喜欢古人写花写草的诗词和散文，年纪大了却常常萌发少女的情怀，这很难得。

刘欣常和丈夫开玩笑：“景影，你这辈子是改不了拈花惹草的毛病了。”

景影点头称“是”，然后说：“你常自比弱草娇花，我能不小心侍奉？这地锦的名字就很有诗意，它还有俗名叫爬山虎、爬壁虎，最有韧劲，值得世人效仿。”

这栋楼只有6层，所以没有电梯，年岁在20年以上。地锦把外墙涂得很绿，根扎在墙根，藤则攀墙乱爬，卵状的叶子重重叠叠，像厚厚的毯子。

景家住在5楼，客厅、书房、卧室、卫生间、厨房的窗口周围，都密集着藤和叶，有的还向窗口探进头来，充满着好奇心。到了六七月间，藤叶间还会冒出淡黄带点浅绿的小花，娇滴滴的。落雨的时候，雨声沙沙啦啦，好听。而下雪后，绿意上覆一层莹白，好看。盛夏骄阳如火，地锦却浓荫送凉；深秋下霜，叶子绿中透红，如无数跳跃的火苗。

这地锦使景影浮想联翩，假如每个社区的每栋楼，都细心培养这种“垂直绿化植物”，那么，对于城市的空气净化和低碳化生活，功莫大焉。他起草了一个报告《关于倡导城市住宅楼培植地锦的几点建议》，局办公会议自然是全票通过，然后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市政府有关部门。

景影完成这个报告的初稿，是在地锦送绿的书房里。第一个读者当然是老伴刘欣。刘欣边看边念，每到妙处必大声叫“好”，然后说：“景影，我要为地锦口占一首诗。可惜，它不能录入你的大文，遗憾。题目是《咏护墙植物地锦》：地锦铺荫绿满墙，万家安乐笑炎凉。最珍春雨潇潇夜，叶叶歌吟湿舞裳。”这回轮到景影喝彩了：“好，言近而旨远。可叹我无诗才，不能唱和。但愿这个报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并大力推广，则为大幸。”

报告呈上去几个月了，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景影很惆怅。

社区忽然贴出通知：将组织专人，把各住宅楼外墙的地锦全部清理干净，以便美化环境，参加全市“美丽家园”的评选活动。景影感到很惊愕，这真正是瞎胡闹。一打听，是省里一位领导，在市里有关部门陪同视察时，随口说了一句“要显出外墙本色才有整体美感”的话，于是层层认可，雷厉风行遵命照办。

景影雷急火急去了社区的管理办公室，对一位年轻的女主任，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通道理，关键词是：决不能清除地锦！女主任漠然地看着景影，然后说：“上头有指示，我能不办吗？再说许多住户都同意哩。你想想，我得请人，得发工钱，还要刷涂料，我愿意吗？”景影大声说：“别人同意，我不能阻止。但我家的房子，当然包括外墙，是我用钱买的，是我的私有财产。我家外墙的地锦，决不能清除！谁敢清除，我上法院告谁！”

景影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一栋栋楼外墙的地锦，被清除干净了，再刷上白色的涂料。只有景影家的外墙，还留着一片地锦，如白色波浪中的一个绿岛，格外扎眼。

景影对老伴说：“我就守望着这一片绿色，可奈我何？”刘欣默默不语。

有一天，正好儿子、儿媳回家来吃饭。刘欣对景影说：“你早出晚归，社区的许多闲话你听不到。”“嚼什么舌根子了？”景影问。“国人有窥探他人隐私的好奇心，原本互不打交道，但因我家不肯清除地锦，便成了一个议论的焦点。他们说：这家牛，因为男人是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副处哩，谁敢去惹他！”刘欣淡淡地回答。“屁话！这是简单的维权，与当副局长何干？”景影叫着。刘欣接着说：“还有人说，小偷喜欢到有权有势的人家作案，他留下绿的标记，可以直奔其家，不致大家受难。”景影气得一拍桌子，吼道：“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我若是贪官，有的是钱，还买这二手房干什么？”吼完了，无力地坐下来，连连叹气。儿子、儿媳忙说：“爹，我们也担心哩。万一小偷上门，偷不到值钱的东西，又正好撞着你们两个老人，撒气行凶，得不偿失啊。”

景影忽然老泪纵横，说：“你们看着办吧……”

刘欣马上走向摆放座机的地方，拨号给社区管理办公室，说：“我家外墙的地锦，你们去铲除吧。”

（选自2014年9月4日《文艺报》，有删改）

2013年10月22日，地理学巨擘侯仁之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创始人，还是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岁时所说的这番感言，更像是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1932年初，20岁的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邓之诚。他们不仅培养了侯仁之扎实的史学考证研究功底，更根据他的学术兴趣，将他一步步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迫中断学术生涯的侯仁之投身抗战中，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

抗战结束后，侯仁之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跟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达比教授学习。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从此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逐步创立。

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实践从北京开始。北京是侯仁之最为熟悉的城市，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侯仁之自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他的博士论文就曾细致地探讨了这座古城的起源及演变过程，而随着对现代地理学研究的深入，他进一步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发展、历久不衰的深刻的地理原因，以及中国古代帝王都城建设中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长期保护不善的卢沟桥才有了今天的模样，干枯的莲花池得以碧波荡漾，废旧的后门桥今日清水环绕。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上世纪50年代开始，每位北大新生入校后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直至82岁高龄，他还为学生开设选修课“北京历史地理”。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要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批成功入选的世界遗产。侯仁之也因此成为中国“申遗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