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貌苍古的永乐大钟

⑴多么令人生敬又令人生畏的一口大钟。它诞生在岁月的另一端。580多年前，以派遣郑和下西洋和编纂《永乐大典》而昭彰史册的明成祖朱棣，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并为迁都北京肇基定鼎，下令铸造了这口无与伦比的大钟。它既是朝钟，又是佛钟。今天，我们肃然仰望这个形貌苍古的明代孑遗，仍然仿佛看到一个巨大而苍莽的惊叹号，沉沉垂挂在天地之间!

⑵对永乐大钟的关注和考察似乎一直是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事，后来才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开始染指其间。诚然，永乐大钟是明代人文景象的直接映射和重要索引，但却更是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经典之作，是580年前冶金、铸造、力学、声学等各项技术整体水平的真实物证。 通过这口大钟展示的“谜面”，我们可以猜出5个世纪前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许多“谜底”。

⑶永乐大钟铜质精良，致密坚固，合金纯度考究。大钟含铜80．54％，锡16．41％，还有铅、锌、铁、硅、镁等元素。这种成分配比，与《考工记》中的“六齐”项下的“钟鼎之齐”的记载极其近似。钟壁薄而经得起重击，音质音色驰名天下。通高6．75米，口外径3．3米，重46．5吨，上下各处厚度变化有致，洋洋23万字经文铸满了钟体内外。如此巨大的尺寸和重量，如此精美的质地和工艺，即使500年后的当代铸造技术，面对美仑美奂的永乐大钟也不能不深深鞠躬。

⑷经过反复研究和考证①，科学工作者已经能清晰描述当年铸造大钟的方法和过程。这是初创于2000多年前商周时代的陶范法，到了明代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为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工艺。他们营造了一个壮观而宏大的场面：在地上挖出10米见方的深坑巨穴，先按设计好的大钟模型，分七节制出供铸造使用的外范，低温阴干，焙烧成陶。再根据钟体不同断面的半径和厚度设计车刮板模，做出大钟的内范。当七个陶制外圈依次对接如七级浮屠之状时，浑然一体的大钟外范便拼装成功了。

⑸为了承受浇铸的压力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外范四周无疑是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的。钟钮旁边四处不易觉察的疤痕，泄露了四个浇铸口的准确位置。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浇铸法：几十座熔炉沿四条槽道排开，炉内大火流金、铜汁鼎沸；地坑里内外模范同时高温预热。当蓄满炉膛的万斛金汤相率奔泻而出后，这口万钧大钟便一气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500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分明已经透出了近代大工业的规模和气概。

⑹冷却又是一道致命②的工序。坑内是一团没有熄灭的地火和流焰，必须控制冷却速度防止钟体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罗斯大钟就因冷却过程中的闪失出现裂纹，结果沦为一口哑钟。而孕育永乐大钟的地坑此时是一个天然的自动冷却系统。可以想象当年劳苦的工匠们付出了多少精心呵护，才能确保永乐大钟在平安降温中平安降生。

⑺最为举世罕见和引人惊叹的奇迹，莫过于将23万多字的佛教经文和咒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铸满了大钟的每一寸表面了。也许③是对夺取皇位中杀伐过多生出了悔意，也许因战胜所有敌手后反倒厌倦了人间的纷争而皈依佛门，明成祖晚年潜心撰写《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凡40卷，20万言。有学者猜测，明成祖铸钟的初始动机便是为了给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寻找一个永恒的载体，以教化众生和流传百世。照这样看④，经文和钟体便相当于灵与肉的关系了。也许这是最诘屈聱牙和枯燥乏味的文章，但23万字的版面，安排得如此匀称整齐，从头至尾绝无空白，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真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和计算。据说是大书法家沈度率京中名士先在宣纸上把经文写就，然后用朱砂反印到钟模上，再由工匠雕刻成凹陷的阴文。剩下的事，便是以火为笔，以铜为墨，将这光洁挺秀、见棱见角的23万金字一挥而就了。

⑻永乐大钟作为500年前一个庞大的存在，一定还会携带着许多尚未发现的信息，等待后人去诠释和破译。它满载着一个时代蓬勃的生命信号，永远传递着人文的光辉和科学的火星。

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确立文化自觉观念正逐步成为国人的共识。一般来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部分，哲学的发展对于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我认为文化的自觉必先做到哲学的自觉。

②哲学    没有华丽的外表和富贵的身份，    因其追求朴实的真理和阐发深邃的思想而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哲学与时代水乳交融，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少哲学的精神境界。哲学是时代的窗口，是一种社会生活。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所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③高品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哲学理念的导引。哲学是思想者的事业，哲学是行动者的头脑，哲学是社会的灵魂。哲学离不开火热的生活，也离不开冷静潜心的探索。学习和研究哲学需要耐得住寂寞。哲学徜徉在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理想与现实之间。它既超越神学的虚幻思辨，又突破具体科学的实证局限。人们在哲学思考中究古今之变，穷天人之理，寻精神家园。在哲学园地，一代又一代学子和哲人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上下求索。哲学也有自我放逐或被边缘的时候，也有魅力消减或深陷尴尬的时候。然而，哲学只要与时代同行，与生活为伍，与思想同伴，它的价值和魅力就会永驻。

④哲学家是社会中独特的思者和智者，他们为社会奉献的是思想和智慧。哲学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例如，有的哲学家把“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痛苦的难以承受的怜悯之心”当作自己的精神动力。我们面对的世界充满矛盾，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代化进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许多传统价值观念被颠覆，而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未能确立；到处都呼唤人文关怀和诚信，可现实中却又充斥着冷漠和欺诈；倡导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却与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城乡鸿沟并存；急功近利的发展换来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哲学家需要面对现实。一些学者不满哲学的现状，发出了“哲学究竟离我们有多远”的疑问，并呼唤哲学回归现实生活。当代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拯救社会，拯救信仰，拯救诚信，已经成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⑤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思想事件，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政党。新中国成立伊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成为人们解析中国国情、激发攻坚克难精神的重要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典范***哲学思想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哲学名篇为人们耳熟能详。在建设新中国的历史岁月，“学哲学用哲学”的倡议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念得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得到系统解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各国各时代哲学发展历程的著述蔚为大观。

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筚路蓝缕、启发民智、锐意创新，对纷繁复杂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富有现实感的哲学解答，反映了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诉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功不可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以哲学语言表达的改革号角。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相伴而行，改革开放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中国的哲学学者们面对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审视和反思现实问题，探讨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主体性哲学、人的哲学，深切关注人的地位、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他们以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成果，重视对外国哲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他们尊重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深入开掘中国传统学术典籍中的哲学思想；他们以哲学的方式反思时代，促进科学认识与价值目标的融合，提升理论研究的现实维度，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⑦我们处在文化发展多样化的时代，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在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思想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回答各种挑战和问题。

（选自2011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给哲学系一年级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讲义一反前例。当时顾颉刚也选了这门课，他后来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哲学系三年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的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能可贵。

(选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有删改)

②1916年，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