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①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我不怕天旱，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②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等东西，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③遗留下来的神鼓上。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我走出希楞柱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蛰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安草儿不像别人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納。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显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 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 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摘编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删改）

生机勃勃的太阳花

一天清晨，太阳花开了，在一层滚圆的绿叶下边，闪出三朵小花。一朵红，一朵黄，一朵淡紫色。乍开的花儿，像霞那么艳丽，像宝石那么夺目。在我们宁静的小院里，激起一阵惊喜，一片赞叹。

三朵花是信号。号音一起，跟在后边的便一发而不可挡。大朵、小朵，单瓣、复瓣，红、黄、紫、蓝、粉一齐开放。一块绿色的法兰绒，转眼间，变成缤纷五彩锦缎。连那些不爱花的人，也经不住这美的吸引，一得空暇，就围在花圃跟前欣赏起来。从初夏到深秋，花儿经久不衰。一幅锦缎，始终保持着鲜艳夺目的色彩。起初，我们以为，这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太阳花喜爱阳光，特别能够受住烈日的考验。不错，是这样的。在夏日暴烈的阳光下，牵牛花偃旗息鼓，美人蕉慵倦无力，富贵的牡丹，也早已失去神采。只有太阳花对炎炎赤日毫无保留，阳光愈是炽热，它开得愈加艳丽，愈加热情，愈加旺盛。

但看得多了，才注意到，作为单独的太阳花，其生命却极为短促。朝开夕谢，只有一日。因为开花的时光这么短，这机会就显得格外宝贵。每天，都有一批成熟了的花蕾在等待着开放。日出前，它包裹得严严紧紧，看不出一点要开的意思，可是一见阳光，就即刻开放。花瓣就像从熟睡中苏醒过来了似的。徐徐地向外伸张，开大了，开圆了……这样一个开花的全过程，可以在人注视之下，迅速完成。此后，它便贪婪地享受阳光，尽情地开去。待到夕阳沉落时，花瓣儿重新收缩起来，这朵花便不再开放。第二天，迎接朝阳的将完全是另一批的、成熟了的花蕾。

这新陈交替多么活跃，多么生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太阳花在开花的时候，朵朵都是那么精神充沛，不遗余力。尽管单独的太阳花，生命那么短促，但从整体上，它们总是那样灿烂多姿，生机勃勃。

开完的太阳花并不消沉，并不意懒。在完成开花之后，它们将腾出空隙，把承受阳光的最佳方位，让给新的花蕾，自己则闪在一旁，聚集精华，孕育后代，把生命延续给未来。待到秋霜肃杀时，它已经把银粒一般的种子悄悄地撒进泥土。第二年，冒出的将是不计其数的新芽。

太阳花的欣赏者们，似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科学的、公平的、友爱的世界。他们像哲学家那样，发出呼喊和感叹：太阳花的事业，原来是这样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呵！

汪国真其人其诗

彭俐

①2015年4月26日，再平常不过的星期天。我醒来很迟，习惯性地先看手机微信。“诗人汪国真于今晨2点10分病逝，享年59岁”的消息，惊得我猛然从床上蹦下来。职业敏感让我立即给“人物版”编辑打电话：“我要写汪国真！”

②记得那是1989年的秋天。

③与诗人汪国真第一次见面，是在舞蹈家杨丽萍的家中。他戴一副眼镜，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声调不高。当时的他还没有出版诗集。小有名气，但是他目光犀利，谈吐自信，一副笃定的样子。回家途中，我们骑着自行车，谈起各自的爱好，都喜欢写诗，也都发表过一些作品，于是很有共同语言。

④大约一两个星期过后，我有些意外地接到汪国真的来信。他寄来一沓他发表过的诗作，附带一纸信函。他的诗，的确让我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诗句不长，也不晦涩，不像当时和现在许多暗语、经咒、密码式的诗歌写作，需要费神费力又不讨好地猜测，最终沮丧地怀疑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而他的附信措辞非常得体，请我为他的诗歌写一篇评论。我怎么能够拒绝呢，同是年轻的诗作者。

⑤这篇评论发表在20多年前《北京日报》“广场”副刊，题为《一支红蔷薇——读汪国真的诗》。

⑥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京日报》虽属大报，却只有4个版，可谓寸土寸金。当时的副刊（一周仅有两期）都刊登哪些作家、评论哪些作家的文章呢？作家有刘白羽、管桦、刘绍棠、草明、韩少华、启功……，被评论的作家有艾青、浩然、刘恒……。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作者汪国真，不惜版面地给予隆重“推出”，应该说是非常有魄力，有眼光，也是非常难得的。

⑦如果说《北京日报》最早发现、报道了后来轰动诗坛的诗人汪国真，而且最早给他的诗歌以及艺术风格颁发了褒奖的“证书”，并且有详细论证、一锤定音的深远效果（即便今天看来也一点儿不过时）的话，那么，这里确有跨世纪的文字为证：

“汪国真的诗从不虚张声势，最多不过二十几行，如山间小溪蜿蜒流淌，清冽甘甜，款款注入心扉。

“读罢汪国真那一篇篇短小凝练，却意味深长的作品，不禁感慨系之。既为青年诗人执著的艺术追求所感动，同时也为诗坛吹来一股清新年轻的风而庆幸。

“汪国真的组诗《年轻的风》，集中体现了诗人笔耕的特色。在《美好的情感》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总是从最普通的人们那里，我们得到了最美好的情感。风把飘落的日子吹远，只留下记忆在梦中轻眠……’从中不难看出他锤炼字句的非凡功力和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

“……汪国真受家庭熏陶，从小就迷恋琅琅上口、气度从容的唐诗，许多名篇佳作已经倒背如流。在暨南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时，他能每天将《唐诗三百首》中的十首背诵下来。汪国真偏爱李白、李商隐的作品。受其影响，他的诗篇清丽潇洒，同时又不乏警句。汪国真不断追求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境界。

“佳句妙语如珍珠玛瑙，在汪国真所营造的琼楼玉宇般的诗作中俯拾即是。《热爱生命》中有‘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中’……

“短小、凝重、清丽、隽永，这或许是汪国真作品的艺术风格吧。但是，诗人为什么会做到惜墨如金呢？让我们用他自己的诗句来回答吧：‘过于慷慨，有时，倒不如，过于吝啬，一支红蔷薇，要比一簇红蔷薇，更富有魅力’。”

⑧正是因为这样“一支红蔷薇”，汪国真和我慢慢从陌生到熟悉。

⑨后来，他只要一有诗集出版，就会约我庆贺一番。从1990年4月出版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开始，一发不可收，《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一本比一本畅销，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册。于是我们的话题一边倒地谈论他的成功。他兴奋地讲述社会各界读者的反响，不住地念叨诗集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以及盗版量，慨然有南面之意，我也不便打断他。这倒不能怪他。谁让事情那么邪性呢——“汪国真热”席卷全中国。

⑩汪国真是有争议的人物，而如今有人还肯为你争议，就表明你不是无足轻重。交响乐是音乐，小夜曲也是音乐。你的作品，是诗歌中的小夜曲，轻柔，委婉，不失典雅，有点儿宋词现代版的味道，很像晏几道。你在中国现代诗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格，玲珑一塔，清溪一脉，从不故作高深。亦不玩弄技巧，更不拒人千里地释放烟雾，而是把彩虹的鲜明绚丽捧给读者，那是雨中人苦苦等待的结果。

（摘自2015年第6期《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