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的书法艺术

东汉《张迁碑》方厚凝重的笔意往往被学书者看作治疗笔弱之病的良方，因而学习《张迁碑》如果不能够得其“方”，也就谈不上得其情味，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基于此认识，不少学书者在临习该碎时，常常会刻意摹画，甚至夸张其笔画的“方”形，力求做到棱角分明。但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却不能尽如人意，随之而生的，则是死板、僵硬、做作等问题。那么，对于《张迁碑》的“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从笔画层面上看，《张迁碑》的“方”主要是由刀刻二次加工所致，例如“也”“门”“贡”等许多字都表现出浓重的刀刻痕迹，因而，当有些人还过分着眼于《张迁碑》笔法之“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落入了窠臼。由于刀刻痕迹浓重，我们很难从中清晰地看到毛笔锋颖最初运行的痕迹，所以《张迁碑》的“方”，绝不能仅仅从笔法的层面去理解，而需要悉心体会其中丰富的意趣。这种“方”的意趣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峻而能健。“峻”指的是方硬之中棱角分明的审美意味。梁武帝萧衍在《答陶隐居论书》一文中曾云：“婉婉暧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可见在笔画的起收处表现出鲜明的棱角，便能增强笔画的力感，展现出令人肃穆的精神。但这种棱角必须具有特殊的质感与生命力，才会表现出丰富的意态美，否则会有单薄死板的弊病。《张迁碑》的方笔往往具有浑厚饱满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健”。例如“迁”字的末笔波碟，在方峻中饱含了强劲的筋力，这种“筋”的质感极大增强了方笔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其二，峻而能朴。所谓“朴”即指一种自然成形、毫不做作的审美意味。不少人在临习《张迁碑》时，常会把方笔处理得呆板滞涩、机械雷同。但我们仔细品味《张迁碑》的方笔，可以发现其魅力不仅表现为劲健的力感，更体现在形态不一的笔形上，这是一种朴实无华、自然尚真的秦汉文化精神的自然流露。例如“吾”与“兴”字的长笔横波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犹如凝重的青铜古器，而后者则好似曲铁古藤。因此作为临习者，如果不能发现与品味其中多变的情味，而仅仅囿于机械的方形，那结果无疑是缘木求鱼。《张迁碑》中多变的笔形能够自然生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笔画的形态是随势而生的。比如“吾”字，笔画较少，浑厚的横波就可以大大充实字内的空间，其产生的张力足以使其他笔画聚拢在它的周围。而繁体字“兴”的笔画较多，尤其是上部点画的分量很重，因而其横波一方面要显现出力扛千斤的韧性，同时笔形又不宜过重，以免产生气息滞涩的问题。只有做到“朴”“方”，字体才能具有特殊的生命感，我们临碑的过程，也才会具有一种真正的书写感。

南宋姜夔说：“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这本是用来说明魏晋楷书体势生动自然，毫无刻意做作的痕迹，在此借以说明《张迁碑》的体势之美也合适。

（选自虞晓勇《方峻端浑 古趣盎然——汉〈张迁碑〉的书法艺术》，有删改）

①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人的实践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等方面都要相应发生改变。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塑造与之匹配的新型人格范式——生态人格。

②生态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基于对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

③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绿色运动的兴起，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生态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其所蕴含的价值观正在悄然地重塑人的心灵，并催生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的出现。同时，由于农耕文明的“依附型”不断被摒弃，工业文明的单向度人格不断被反思，在当今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们对生态价值的重视和对生态精神的渴望正在持续发酵，这种新的人格类型已经呼之欲出。

④心态，即人类的精神状态，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统一。在人类陷入精神危机、面临精神家园丧失的现时代，心态处于边缘化，陷入焦虑与矛盾中，变得不再健全。生态人格的塑造正是人在面对困境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得的唯一出路，其目的是重新建构人类与自然的深层次联系，重新思考人类精神在自然中的地位，从自然中汲取精神资源，从而实现人格的完满。

⑤传统意义上的心理人格、道德人格与法权人格是完全脱离了生态环境而独立得到确立的人格。但是，生态人格的确立，实质上包含了法权、道德和心理人格的整体生态化转型，使之获得生态内涵。这种人格不仅要求人们形成生态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还要求人们在追求自我道德和心理完善的过程中致力于实现自我人格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并在生活实践中自觉地成为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主体。

⑥生态人格体现了对“求真”的理性追求，即生态人格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丰富的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知识，具有自觉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的生态智慧，并以此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在此意义上来说，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只有享用自然的权利，而没有占有、宰割自然的权利。人类之所以具有享用自然的权利，首先是因为自然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可享用性，其次是因为人类具有享用自然的能力。人类享用自然必须以保证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为前提，要享用自然必须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使自然为我所用，而要保证自然对人类的可享用性则必须建设自然，向自然奉献，使自然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实践应当保持人类赖以存在的环境与条件，不要也不应该破坏、污染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如果说，享用自然是人类的基本权利，那么，维护自然的可享用性则是人类的基本义务。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却是片面的，人类并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统一性、全面性和丰富性。

⑦生态人格体现了对“择善”的完满诠释，即生态人格在道德责任上打开了人对自然的关怀之窗，将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拓展到了整个自然界。生态人格超越传统人格，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维度重新审视人类赖以珍惜的道德品质，赋予它们崭新的内容和气质。同时，生态人格是由拓展与超越传统伦理的环境伦理来涵育和教化的，环境伦理不仅需要藉由调节、导向、教育、辩护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功能来实现其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控制能力，而且需要通过提高和改变个人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提升个体道德品质。生态人格正是在环境伦理的这种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中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道德特质。

⑧生态人格要求人们具有感受自然生态之美的特殊审美意识和能力，并不断培育生态审美情感。审美情感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审美对象的一种心理态度及体验，是对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某种关系的反映，而不只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一种反映、认识活动。生态美感是在生态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生命节律与审美客体的生命节律、审美主体的情感态度与审美客体被感知的情感价值取向产生对应和谐引发的。只有用心去感受自然，使自身与自然相融通，从而和其万象，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共生、整生，体会其超然的生态美感境界，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的全面发展。生态美感的树立对改变人类以物质生存为中心的生存方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进入人与自然的精神和谐具有独特的作用。

（ 2012年02月14日《 光明日报 》）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筒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而孔子，则如现代的基督徒，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