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翩然落月，首次实现人类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嫦娥探月工程作为中国最具标志性大型科学研究项目之一，在扩展中国航天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完成（本质上鹊桥号中继卫星也属于嫦娥四号工程的一部分）更是为中国航天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科学方面，嫦娥四号的低射频电探测仪与荷兰合作，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与德国合作，中性原子探测仪和瑞典合作，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与沙特合作。在任务完成后，嫦娥四号收集来的一手科研数据将会对外全部公开，欢迎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研究。嫦娥工程是近些年中国航天在国际上最大的一张名片，是我国航天对外开放吸引合作的最佳平台。

因而，嫦娥四号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它的科学和工程意义，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是重大突破。

（选自《中国科普博览》，有删改）

问：下一步我国的探月工程及深空探测还有哪些“大动作”？何时能实现载人登月？

欧阳自远：我们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除了探月外，还将开展火星探测。其中的月球探测分为“探”“登”“驻”三大阶段，目前开展的探月工程属于“探”的阶段，即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不载人月球探测阶段又分为“绕”“落”“回”三期，嫦娥一号、二号执行“绕”月任务，嫦娥三号、四号执行“落”月任务，嫦娥五号、六号执行“回”，即采样返回的任务。

问：航天和深空探测是高技术也是高风险的事业，对于不可避免的失利和挫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和认识？

欧阳自远：对于最为复杂、最高精尖的航天科技来说，进军宇宙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一个小环节上的差池就可能导致发射任务失败。还记得嫦娥一号发射的时候，我手心止不住地出汗，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得很。嫦娥二号发射的时候，我也特别揪心，它孤独地绕着太阳飞，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每天我都在心里祈祷，祝它一路平安。

其实在月球探测史上，20世纪共进行了108次发射，其中成功52次，成功率为48％。火星探测的成功率更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美国的航天飞机先后有两架发生了爆炸，共有14名宇航员遇难。不经历失败怎获得成功？失败也是中国航天必须接受的，但失败并不会阻挡中国航天事业探索的脚步。正如钱学森所说：“科学实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选自《中国一定要飞得更远：访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有删改）

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的信念不能动摇。不可否认，科技发展与运用的征程，并不总是撒满迷幻、温暖的玫瑰色。科技进步是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成果，科技成果共享之路上也需要披荆斩棘。有些科幻小说家无奈地写下“未来已来，只是分布得还不够均匀”的文字，一方面，高新技术不断制造着“未来感”，信息和技术的加速流通让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另一方面，个别国家加紧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甚至围堵、封杀他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试图人为制造技术壁垒和数字鸿沟。当“技术博弈”甚至是“科技冷战”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国际舆论场，人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

中国航天技术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大家真诚携手，一路同行。人类历史上很多科技创新成果，都是在开放、交流、合作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进而造福世界。当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科技合作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堪为全球共塑经济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选自《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赋能》，有删改）

材料一：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标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費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诚信的品格，无疑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承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向“宁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