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辨义

彭国华

①“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颇有辨析的必要。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于随大流、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

②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释。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关于“庸”，汉代学者郑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③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黑格尔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辩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恰恰体现了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④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生活，为人处世就需要“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努力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样才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儒家“中庸”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摘自《辞海》第六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