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的教科书是这样说的：两个相邻的脑细胞通过联结的突触释放化学物质传递信息时，记忆就形成了。当大脑再次回忆时，这些联结就会被重新激活，并得到加强。认为记忆存储于突触，一直是神经科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过，新的研究认为，记忆很可能被存储在了脑细胞内。

如果这个结论正确，将会给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带来重大突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表现就是患者会不断遭受痛苦回忆带来的侵扰。

十多年前，科学家开始研究用一种叫作普萘洛尔的药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普萘洛尔可以阻碍一些蛋白的合成，而这些蛋白对于形成长期记忆必不可少，因此这种药被认为可以阻止新记忆形成。可惜，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不能解决问题——除非痛苦的事件发生后立即服用该药物，否则人依然会有不愉快的回忆。

近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进入了科学家的视野：有研究表明，当人回想一段回忆时，被重新激活的联结不仅增强了，而且会暂时变得更容易改变——这个过程叫“记忆重固化”。在此时使用普萘洛尔（或其他治疗手段，如电刺激或使用其他药物）可以阻止记忆的重固化，并清除相关的突触。这吸引了神经生物学家戴维·格兰茨曼的注意，他开始用海兔来开展研究。他和同事先对海兔施以轻微的电刺激，使海兔形成关于该事件的记忆，并在大脑中形成新的突触。然后，再将海兔的神经元转移到培养皿中，并用化学方法触发这段记忆，紧接着施用普萘洛尔。和早前的研究一样，普萘洛尔清除了与这段记忆相关的突触。但是，当再次触发这些细胞的记忆后，这段记忆在48小时之内完全恢复了。格兰茨曼说：“记忆完全恢复了，所以我猜测，记忆并非完全存储于突触中。”

如果记忆不是存储于突触中，那又被存在哪了呢？

科学家仔细检查神经元后发现，虽然突触已被清除，但细胞内部的分子和化学变化却保留了下来。可能是这些永久变化留下了记忆的痕迹。

神经科学家埃里克·R·坎德尔谨慎地注意到，实验结果是在施加药物后48小时之内获得的，而在这段时间内，记忆的固化过程并不稳定。

尽管才刚刚起步，但新研究确实表明，药物治疗很可能无法驱除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痛苦记忆。格兰茨曼表示，记忆可能存储于细胞内部这一新发现，应该有助于治疗另一种与记忆有关的疾病——阿尔茨海默症。

（摘编自《大脑把记忆存在哪》）

研究者的足迹

张冠生

1997年的春天，费孝通先生在专题调查太湖水资源的污染、治理和开发问题的行程中，访问了江苏宜兴。他走进紫砂村村民顾秀娟家，坐在工作台一侧，饶有兴趣地观看紫砂壶的手工成型过程，眼光随着壶的旋转，流露出了由衷的羨慕。现场非常地安静，费先生压低了声音问道：“你收不收徒弟啊？”顾秀娟答道：“收过好几个年轻徒弟，现在他们都可以自己去干了。”费先生又问：“你收不收老徒弟？我想学。这工作多好啊！”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费先生说的是真心话，他这一生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临走时，主人请费先生在刚刚制出的壶上留字纪念。费先生一笔一画地写道：“陶然忘机。”

1998年冬，在深圳迎宾宾馆，费先生拿出了新出版的《行行重行行》（续集），送给前去看望他的深圳市长。市长翻阅片刻，问道：“费老，您书里的这些例子和数据都是从哪儿来的？”费先生说：“都是我走到实地一点一点问出来的。我的老师遍天下啊。”在费先生外出做实地调查的一次次座谈会上，许多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都听他说过类似的话，“我现在老了，没有学校肯收我这个学生了。我只好出门找老师，找农民，找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很多新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我只有向他们请教”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费先生才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费先生的请教，让农民觉得亲近可敬，也曾使那些平时不够深入基层生活的干部陷于尴尬之地，与他比起来，他们所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一次，一位县级官员对费先生讲起当地用地窖储藏、实现水果保鲜的事。费先生问：这办法是谁最先想到的？是怎么想到的？这个事是谁最先做起来的？是怎么做起来的？要投入多少钱？钱是自家的还是借的？借钱都什么渠道？私下借钱要不要保人？保人要有什么资格？……这一连串问题，这官员一个也答不上来，只好表示“我们一定会了解清楚”。而事实上（也许他还没来得及布置下去），费先生就在当天下午已经为此走进了农户。

提出类似的问题，费先生是在求教，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而另一方面，也是在点拨，以促进基层干部的务实精神。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求知之举本身，就有“诲人”之益。在外出做实地调查旅途中，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在纵笔挥洒的字里行间，在私下闲谈时，费先生时常会有富于诗意的妙语或痛定思痛的心绪，这些话语带着深切的生命感受，味道十足，若能有所会意，自不乏接引之缘。

1986年，费先生当年的学术奠基之作《江村经济》的汉译本终于得以问世。他面对隔着近半个世纪时光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路遥知马力，坎坷出文章。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阖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这又是怎样一种豁达爽朗的心境啊！

在太湖调查活动的最后一站，费先生对家乡的官员说：“我想为家乡再做点事情，做一篇‘小’文章。中间的一竖是长江，左右两点是太湖和洪泽湖。‘小’文章是要以水兴苏（江苏）。我已经把太湖跑了一圈，有了一个点。打算再去洪泽湖，不能让‘小’字少一点，少一点就成‘卜’了，就前途未卜了。我这些年一直在做‘小’文章。小商品，小城镇，都是‘小’。现在做水的文章，还是个‘小’字。老小老小，老了又变小了。这次围着太湖转了一圈，就是当小学生，一路请教，知道了很多新知识。”结束环太湖考察活动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费先生说：“我在想‘太湖精神’，想了八个字：汇纳百川，润泽万民。我想多懂一点水。汇纳百川，滋润人家，并不一定要人家感激你。让别人都懂得你，哪里可能啊？太湖就是这样。过去水多好啊，润泽万民，没有去想让人感激。有时候，不光没有感激，还要污染它。可是太湖并没有因为被污染而停止润泽万民。”这段话，正是费先生一生的写照，一路都在走，一路都在学，更是一路把自己所见所学都又化作更大的成果回报了培养他教育他的广大人民和那一片片寄托了他无限热望的土地。

在费先生考察太湖的途中，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上面写有他准备做的文章的题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人之道，有人缘、涵养功夫、性格素质、抑制冲动、规矩与出格、为别人着想、调适自己的感情、感受别人的感受……”；另一类是“新城加旧城、运河新貌、生态循环、效应交织、垃圾处理、农民要有书读、现代化的负效应……”。新的正文、新的旁白正在费先生大脑中酝酿着。他仍继续着田野调查，仍在认真地“补课”。

（《文汇报》2002年1月23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费孝通（1910.11.2—2005.4.24）原本不是搞社会学的，他本来想学医，到了北大之后才开始学社会学，这是他学术生命的开端。费孝通在学术上，主张“百家争鸣，坚决反对惟书、惟上、脱离实际的风气”。

②费孝通曾说：“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即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和平共处。”费先生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想，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首先得通过理智的探索，去认识不同的由来”，只有明白了各有各的理，才能求同存异，而多元一体才能成为一个和平格局。

③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书家和善书者

沈尹默

“古之善书者，往往不知笔法。”前人是这样说过。就写字的初期来说，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正同音韵一样，四声清浊，是不能为晋宋以前的文人所熟悉的，他们作文，只求口吻调利而已。笔法不是某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写字的人们逐渐地在写字的点画过程中，发现了它，因而很好地去认真利用它，彼此传授，成为一定必守的规律。由此可知，书家和非书家的区别，在初期是不会有的。

写字发展到相当兴盛之后（尤其到唐代），爱好写字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就产生出一批好奇立异、相信自己、不大愿意守法的人，各人使用各人的手法，各人创立各人所愿意的规则。凡是人为的规则，它本身与实际必然不能十分相切合，因而它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因而也就不会具有普遍的、永久的活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地沿用着它而发生效力。在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书家和非书家的分别了。

有天分、有休养的人们，往往依他自己的手法，也可能写出一笔可看的字，但是详细监察一下它的点画，有时与笔法偶然暗合，有时则不然，尤其是不能各种皆工。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无法以书家看待他们，至多只能称之为善书者。讲到书家，那就得精通八法，无论是端楷，或者是行草，他的点画使转，处处皆须合法，不能四号苟且从事，你只要看一看二王、欧、虞、褚、颜诸家遗留下来的成绩，就可以明白的。如果拿书和画来相比着看，书家的书，就好比精通六法的画师的画；善书者的书，就好比文人的写意画，也有它的风致可爱处，但不能学，只能参观，以博其趣。其实这也是写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六朝及唐人写经，风格虽不甚高，但是点画不失法度，它自成为一种经生体，比之后代善书者的字体，要严谨得多。宋代的苏东坡，大家都承认他是个书家，但他因天分过高，放任不羁，执笔单钩，已为当时所非议。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山谷也尝说他“往往有意到笔不到处”。就这一点来看，他又是一个道地的不拘拘于法度的善书的典型人物，因而成为后来学书人不须要讲究笔法的借口。我们要知道，没有过人的天分，就想从东坡的意造入手，那是毫无成就可期的。我尝看见东坡画的枯树竹石横幅，十分外行，但极有天趣，米元章在后边题了一首诗，颇有相互发挥之妙。这为文人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也因此把守法度的好习惯破坏无遗。自元以来，书画都江河日下，到了明清两代，可看的书画就越来越少了。一个人一味地从心所欲做事，本来是一事无成的。但是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是意造的矩）的程度，那却是最高的进境。写字的人，也需要做到这样。

（有删改）

太湖碎锦

范烟桥

①太湖，用文人的套语来形容，是“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民间则说“八百里太湖跨三州”。不经过实测，这样笼统地画出一个轮廓，只能给人们一种山明水秀、浩瀚无际的想象。至于它有什么诗情画意，要费一点时间实地去观察、探索，才能领会。

②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太湖的部分画面，就感到有不同的胜概。洞庭东山、西山是太湖里两个主峰。东山周围五十余里，山势并不陡峭，土壤又滋润，经劳动人民世世代代辛苦经营，已成了丰产地区。山下坡田，种植各种水稻，是秋熟的主要农作物。夏熟是三麦和油菜，还有豆类和蔬菜瓜果。他们更有园艺的丰富经验，梅、杏、桃、李……多得数说不尽。枇杷、杨梅和洞庭红（橘名）名闻远近。随着春夏秋冬，它们先后开花结果，春天果然是“姹紫嫣红开遍”，夏天、秋天、冬天，也是各有烂漫绚丽的景色。说是“美尽东南”，并不夸张。从观赏说，四时皆宜；从生产说，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江南的许多淡水鱼，这里样样都有。朝出暮归的千百艘大小渔船，点缀湖光水色中，渔民们勤劳、勇敢，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③西山和东山隔着东太湖，东山最高峰——莫釐，和西山最高蜂——缥缈遥遥相对，同为七十二峰的领袖。西山也是丰产地区，同是“花果山”，东山所有的名花嘉果，西山都繁生着。从东山坐独具风格的小艇——龙飞快，驶入东太湖，莫釐峰头，云气滃然如蒸。别的不知名的远近诸山，时隐时现，好似给烟波吞吐着，山色因明暗而浓淡不一。船家果然有眼明手快的本领，坐在船里的我，到湖心时常为颠簸震荡而惊心动魄。正因为如此，而愈觉山水奇丽得来不易的乐趣。兀立在东山、西山之间的石公山，则是以玲珑秀逸的姿态吸引着人们。小艇乘风破浪而去，到了山下，显然可见四围的山石，经过千万年的冲刷，有了“皱、瘦、透”的美姿，早给鉴赏者陆续凿去了，苏州园林里的太湖石，都是取于石公一带的石山。因此，石公山像斧削过，没有了山脚，正如一块翡翠放在一个玻璃盘里。

④假使从苏州直接到西山，出蠡口，就展开了图画，山更多，湖更大，变幻就更多。王鏊“山与人相见，天将水共浮”，冯善“震泽春浮涨碧漪，净涵天影漾玻璃”，能把湖山之胜，描绘得恰到好处。道书上所说的第九洞天——林屋，就在西山。到了里面，石壁嶙峋如雕塑，是洞庭一奇。这里有许多神话，和山农们闲谈，妄言妄听，也增添了些兴趣。而西边的消夏湾，更附会着西施的种种传说。山湾柔顺的湖水，浅而澄清，可以游泳。有着荷花、菱叶，清风徐来，颇有凉意，确是夏天避暑的好去处。到了包山寺，才窥见缥缈峰突起在丛林杂树之上。近观不如远眺之美，大凡山水之胜，都有这个境界。有了山，有了水，才见得山的灵秀，水的空明。太湖就以此特饶奇胜。

⑤太湖还有四个画面，和洞庭东山、西山合起来，差不多得见其全貌。一是从湖州到无锡的一段水程，在群山断续中经过，前后左右可以看到云峦起伏，似乎它们都有动态，与人游戏。一是从无锡到宜兴，数十分钟的汽车行程，在湖边掠过，太湖平铺在车外，远山几抹，可望而不可即。一是无锡的鼋头渚，割取了太湖的一角，经过人力的整理，有着怪石突兀、惊涛汹涌的奇趣。不仅有色，而且有声。夕阳将下，余晖照映湖面，金光璀璨，不可名状。一是苏州光福的石壁，也是太湖的一角，更见得静止处，已不是空阔浩渺的光景。而即小见大，可以使人有更多的推想。

⑥阴、晴、风、雨、云、雾，固然使山水多变，适逢其会，逸趣横生。便是朝曦、夜月下特有的湖光山色，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古今诗人画师，尽管灵思妙想，摄取片断到诗画里，有着他们的杰作，还是概括提炼。我更无能，凭我接触到的，写了些体味，或许有三言两语，能引起到过大湖者的同情，作会心的微笑。毕竟是“尝鼎一脔”，太湖实在是描写不尽，描写难工的。

（有删改）

马寅初：兄弟我很硬朗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我今年73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直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印象是：“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告诉记者，父亲1961年以八十高龄回故乡嵊县视察，由于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于停止了这个习惯。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有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议他竟然不来听讲。

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然存在于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在1958年屡遭点名批判期间，马寅初说：“我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60年，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不妥协的学者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撤离燕南园，回到东总布胡同的旧宅。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从此，马寅初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马寅初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很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心，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的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转自《北方新报》2012年3月19日，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