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叨叨

前些年，父亲退休了，从老家打来电话跟我商量，是否有必要把组织关系从企业转到社区。他担心企业每况愈下，党建若是不规范，万一改天丢了组织关系，没处缴党费怎么办？我故意逗他，组织关系放哪里不都一样？父亲抓住这句话，在电话里训了我十分钟，然后生气地摔了电话。

我离家读书、工作也快20年了，父亲主动打电话的次数屈指可数，连孙子出生都没怎么嘘寒问暖过。这通电话足见组织关系迁转是他的人生大事。父亲1983年加入***，从一名码头工人逐步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党的培养念兹在兹。这么多年，父亲与我聚少离多，每每见面，家长里短聊不上几句，说得最多的总是党：他为党和国家的进步感到骄傲，对党内的一些不良作风和腐败问题感到痛心，再就是对我耳提面命、谆谆教导，抓住一切机会对我“叨叨”几句党性修养的问题。

这些“叨叨”伴随我入党至今。每当我处在人生路口或者进步台阶前，父亲的“叨叨”总在提醒我别忘了党员的身份。其中有一些片段让我念念不忘：我宣誓入党的前一晚，父亲拉着我在阳台上背党章，党员的权利义务一条一条过。考上大学、离家前夜，他又抓住我彻夜长谈，叮嘱学业以外，说的最多的就是守住本分、修身正行、戒绝贪念。我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几杯老酒下肚后，父亲告诫我要有情怀、要能奉献，吃饭砸锅的事情咱可不干。

如是说，父亲也如是做。他在港口工作时，除夕夜吃了年夜饭后总是匆匆回码头值班，夏季汛期家里更是看不到他的影子。搬家多次，无论在哪，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遇到困难都愿找父亲，有啥矛盾都愿让父亲评评理。干了那么多年的码头工作，忽然父亲要转行去做广告、投资影视剧，家里人都劝他“大老粗别玩票”，他却说这是组织的安排，只要尽心尽力就一定能做好。于是，父亲和剧组同吃同住几个月，电视剧上了央视一套黄金档，在省里拿了“五个一”的奖。有人问剧组里有潜规则吗？父亲半开玩笑又一脸严肃：有我在，他们敢？！

别看父亲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他也有“胆小”的时候。退休金账户里多了千八百块钱，成日坐卧不宁。我说人家财务算账门儿清着呢，还能便宜你？父亲又“叨叨”我一遍财务纪律的问题，然后问东问西，直到弄明白是企业年金才心安。同是做广告的朋友请退休后的父亲帮忙，觉得老爷子做了那么多年广告，蹚蹚“衙门口”没啥问题。可一个月后，父亲“下岗”了，朋友评价“老爷子太实在，连条烟都不会送”。

如今，父亲的组织关系早就落在了社区，前几天去参加社区纪念建党95周年的党员大会，第一时间就把党员徽章的图片通过微信发给我。我也在单位得了优秀党员，父亲得知后主动要求视频通话，视频打开后，只见父亲端着酒杯一饮而下，又开始了对我的“叨叨”，末了还是那句话，“儿子，踏踏实实做事，别忘记了自己是党员！”

（选自《 人民日报 》2016年6月30日）

人，又少了一个

聂华苓（台湾）

三年前，也是冬天，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到我家门前。

他头发蓬乱，脸色苍黄，穿着一件空荡荡的破旧花棉袄，一条褪色的灰布裤子，手中提着一个白布口袋。她轻轻地推开我家虚掩的大门，缩缩瑟瑟地探进头来，我正站在窗口。

“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没等我回答，就自我介绍下去：“我也是大学毕业的。哪，你看。”她抖着手由内衣口袋中掏出身分证来，“这上面都写着呢，这是我以前的照片！”

由于好奇，我接过她的身份证。那是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的照片：光亮细碎的发卷，整整齐齐地贴在头上，淡淡的双眉，弯在那一双满足的眼睛之上，衣襟上还盘着一个蝴蝶花扣。

我端详着那照片的时候，她就一个人絮絮叨叨地讲了下去：“我先生坐了牢，我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饱一天，饿一天。我替人洗衣服，付了房钱，喝稀饭都不够！孩子们饿得抱着我哭，我只有厚着脸皮出来讨点米。我只要米，不要钱，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凭一双手吃饭的人！太太！唉！我真不好意思，我开不了口，我走了好几家，都说不出口！又退出来了！我怎么到了这一天！”她撩起衣角来拭眼泪。

我将她的口袋装满一袋米。她抖动着两片龟裂的嘴唇说道：“这怎么好意思？您给我这么多！这怎么好意思！谢谢，太太，我不晓得怎么说才好，我——我直想哭！”她淌着泪背着一袋米走了。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她正站在巷口一家人家门前，我打那儿经过。她皱缩得更干更小了！佝偻着背，靠在门框上，脸上已经没有三年前那种羞怯的神情了，咧着一嘴黄牙，阴森森地笑着，用一种熟练的乞讨声调高声叫道：“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太太，做做好事，赏一点吧！”只听得门内“当啷”一响，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喝：“一角钱拿去！走，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个女人，原来还自己洗衣服赚钱，现在连衣服也不洗了，还是讨来的方便！”

那女人笑嘻嘻的：“再赏一点吧，太太，一角钱买个烧饼都不够！”“咦，哪有讨饭的还讨价还价的？走，走，在这里哼哼唧唧的，成什么样子？”那女人的嘴笑得更开了：“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家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

“砰”的一声，大门被踢上了。那女人回过头来，冷笑了一声，然后漠然望了我一眼，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个人对待社会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态度的三个层面。

法律性对待。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它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共同契约，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约束力。个人自由即使充分发挥的时候，仍然不可随意放火、杀人、闯交通红灯。遵守法律，是个人最低的社会责任。法律性对待，是一种服从，一种必要的遵守。

论理性对待。每个人都有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把法律与执法、遵法化为自觉，则需要伦理。伦理要求我们要自觉地遵守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社会中有一些共同规范，例如在公共汽车上，不可以随便抽烟、喝酒、打牌，干扰交通秩序。

伦理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它会随时代而变迁，也会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变迁。例如当下的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如果没有离婚，就必须遵守婚姻的伦理规范。而一些伊斯兰的国家，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几个妻子而不算违反伦理规范。在19世纪之前，中国实行严格的孝道，父亲死了，你即使担任再大的官职，也必须回到家乡守孝三年，名为丁忧，现在没有这项规范了。

道德性对待。道德与伦理既相关又不同。在康德的体系里，两者分不太清楚。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则把“伦理”与“道德”加以区分，他把“伦理”界定为外在社会对人的行为规范和要求（通常是指社会的秩序、制度、法律、习俗），而把道德界定为人的内在规范，即个人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状态。伦理是相对的，而道德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内在要求。康德称之为不同于动物的“心理形式”，李泽厚则称之为“人性能力”或“文化心理结构”。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孩子接受伦理秩序、伦理规范，然后又把这些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心理形式——绝对的道德律令，康德称之为内在的绝对命令。例如，看到一个人掉到河里，你会从内心发出一道命令，赶紧去救他。救他不一定是因为爱他，即不一定是道德情感的要求（不是人性情感），而是作为一个人，你有不忍之心，有怜悯之心，有孟子所说的“四端”，有这种人性能力，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行动。这种道德行为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功利计较，你不会想到你是科学家或作家，具有很重的生命分量，而掉下去的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这里，道德行为一旦相对化了，例如，考虑掉到水里的属于什么人，是坏人还是好人，如果是坏人掉水里去，为什么要去救。这种种考虑，都会导致道德的崩溃。

上边所讲的个人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式，这也可以说是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这些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道德责任，尽管这些责任，从表面上看，是为社会，实际上又是为个人。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基本秩序的保证，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就会全部落空。如果社会处于动乱动荡中，个人到处游审，连一只狗都不如，还侈谈什么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