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有删改）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取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

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是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的保障。在中国历史上，对于龙文化的崇拜始终是主流的文化，无论是伏羲女娲时期还是夏商周时期，甚至是明清时期，这种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过。到了晚清时期，黄龙旗还成为国旗在国际上交流，代表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传播。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主导国家政权，总是将龙作为帝王的化身，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化身，同时也是整个民族最为吉祥的符号，这是共识。在传统国家体制下，民众也有自己的信仰空间，各民族也有自己的信仰，多元化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一体与多元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也形成和谐的文化生态，这样就避免了尖锐的文化冲突。中国历史上曾经有着民族间的征战，但是并不存在尖锐的内部的文化冲突，文化是多元共生的，又是统一的。

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与创新支持文化长期延续。中国的龙文化不是保守的，而是不断调适的、包容的，形成了博大丰富的内涵。曾经有帝王想独占龙文化的资源，但是这份全民族的宝藏必须民族成员共享。所以我们看到，民间也在享用龙文化这一符号，比如龙舟竞渡。两宋以来，民间社会龙舟竞渡蔚为大观，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认同，形成了官民一体的共同习俗。外来的佛教的龙文化进入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中国龙文化体系，而随着海洋文化的拓展，龙王的文化发展起来了，于是有了四海龙王。现在我们分不清哪些是原始的龙文化，哪些是后期加入的龙文化，也分不清哪些是外来的龙文化，哪些是本土的龙文化。龙文化的发展容纳中外古今文化精华为一体，所以与时俱进，日新其业，生生不息。中国文化连续不断是一种发展的创新性的延续，绝不是固步自封。

龙文化符号化为智慧的化身，也保障了中国文化的联系不断。《周易》之《乾》卦，以龙为喻，深刻表现了中庸平和的生活态度。强调潜龙在渊、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不同状态下的不同的生活态度。终日乾乾之谨慎始终是正面的态度，而亢龙有悔则是对于冒进的警告。这样一种以龙为喻的生活智慧，保障了文明的稳健发展、持续发展，防范轻率的态度造成文明的中断。在今天看来，这种态度依然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基本姿态。

所以，作为“龙的传人”，中华文明起源于八千年前，经过了三千年的演进，在五千年前形成了成熟的文明与多元一体的形态，形成了具有认同感的符号，开始“龙的传人”的整体迸程。经过五千年的包容创新性发展，具有不可战胜的韧性与活力，在当今世界呈现出无限的活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这样坚实的文化基础之上。

（节选自田兆元《“龙的传人”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依据》，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