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陶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重孙，其父为安城太守陶逸，在这样一个世家里，先祖的丰功伟绩激励着陶渊明，他后来曾写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良好的家教熏陶下，陶渊明学习很努力。八岁的时候，陶渊明的父亲死了，只好与母妹三人一起，投靠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据说是“好酣酒，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的，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而这位野逸散仙般的老先生也成为陶渊明学习的榜样，在归隐后的陶渊明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嘉的影子。

陶渊明长大了，就搬出祖父家单过，在陶家园盖了几间房子和老母同住。这期间，主要是在家读书和出外游学。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逐渐耗尽，亲友接济也逐渐不支，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家里也已经没米下锅，学而优当仕，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这个时候正是东晋末年，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的儿子）手下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可惜好景不长。王凝之这人脾气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可陶渊明官职虽小，也是有傲骨的，四个鼻孔相对，两个人隔阂日深。陶渊明心灰意冷，不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第一次仕途结束。

公元402年，桓玄举兵攻入东晋首都建康，改国为楚。公元405年，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攻击桓玄，陶渊明很高兴，马上去投奔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一年，刘裕击败桓玄，扶保司马德宗登基，紧接着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刘裕，刘宋王朝诞生，南北朝开始。论功行赏，刘裕却仅仅封陶渊明做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镇军参军。

陶渊明对刘裕是颇有几分崇拜的，但骨子里的正统思想却使得他对刘裕的“谋朝篡位”颇有不满，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眼里的刘裕就有了许多异样的味道，刘裕对陶渊明这样的心态自然也是洞若观火，所以当然也不会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中写道：“日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三月，上表辞官，马上被批准。再回家种地。

还是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这次到任应差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计，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连酒都好久喝不上了……”

但干到第八十一天，浔阳督邮要来视察，手下说：“您得穿戴整齐了，去跪迎上差。”这时候，陶渊明心中多年的郁结和文人傲骨终于爆发：“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是陶渊明第四次辞官，也是最后一次，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了。

幸甚啊，幸甚！归去来！

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自然化生，天人合一的快乐。终于得出结论，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了，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半吊子侠客，而成长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以此为节点，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活，每天就是流连山水田园、饮酒、吟诗。与当年龌龊官场一比，真有重生之叹，这时候的陶渊明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

他以诗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错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陶渊明归隐后有自得与快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也有抑郁：“……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丰收的年头，陶渊明家会酿几大缸米酒，朋友来了，则必饮，一般总是老陶先醉，醉前会说： “我要醉了，不送你了啊，自己走好。”真是可爱极了。歉收的年头，老婆孩子都一脸菜色，酒就没了。这时候也有朋友送他些钱米，也有的就请他过去，说是谈谈诗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想让陶渊明一醉。陶渊明曾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生活的确时有艰难，但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里，最终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自由，他的诗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记住并且欣赏的也正是归隐后的田园诗家陶渊明：

《归国田居》里，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五柳先生传》里“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桃花源是一个抛却利禄功名后才能进去的一个弥满花香的所在，桃花源是个大美的所在，在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里，人们自由和平，天性真纯。成为了历代中国文人心灵的寄所，成为一个代表“田园隐逸”的文化符号。

荆轲塔断想

柴福善

①荆轲塔，在河北易县的荆轲山上，后人为纪念荆轲而建。

②当初，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都于蓟，即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世称燕上都。后迁都易水之滨，为燕下都，都城长达十几里，居战国都城之首，世事沧桑，今也只存断壁残垣，任凭野草2掩映，风雨剥蚀，荒台下落日，山水有余情了。想燕昭王励精图治，招贤纳士，修筑黄金台，从而使燕国由弱而强，终于战败齐国。千年来，李白来此凭吊，特作《古风》，“燕昭延①郭隗，遂筑黄金台”，谁知笔锋一转，“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不免以古思己，有些哀怨了。

③其实，秦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太子丹凭借荆轲一介武夫，刺杀秦王，就想保住江山社稷，太异想天开了。而荆轲带秦武阳赴咸阳，武阳色变震恐，荆轲展图现匕，行刺未果，命丧殿上。读《史记》的刺客列传，总觉司马迁笔下有些演绎。难怪，史书本身就是断简残篇，过去的历史是无法再现的。

④荆轲未刺死秦王，即使真刺死了，马上就会有另一个秦王站出来，区区燕国依然是要亡的，天下依然是要统一的。这么说，我无意否定荆轲的英雄壮举，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可以荆轲为代表。而这一壮举，令后人景仰，尤其在易水河边，太子及宾客皆以白衣冠送，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歌流传至今，当地人谈此，竞念出续句：“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易县今有白虹村，传说因荆轲仰天呵气，直贯夕阳，化成一道白虹，见者称异而得此村名。

⑤我们常吟咏英雄壮举，其实还有个尾声：那击筑相送的高渐离，后变名姓为人庸保，因善击筑受秦始皇召见，识出，秦惜其技艺，赦免一死，乃嚯其目（即用马粪熏炙使其失明）。后在演奏时，以铅置筑中，举筑扑击秦始皇不中被诛。荆轲一样的英雄，历史不应该忘记。

⑥我来时，天蒙蒙细雨，怎奈山路湿滑，不便车行，只得在车中远远地凭窗而望；塔高十三层，每层八隅悬有风铃，微风摇动。清脆悦耳，声传四野。幽幽地，耳畔似有所闻。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半导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的。因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