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根　　艺

根的艺术,是一种奇巧结合、天人合一的独特造型艺术。它用具有自然美的各种根材形态,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美的形象,使人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根艺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有其鲜明独到的审美特征。

根艺是单纯与丰富的对立统一。根艺与绘画一样,是通过塑造静态的视觉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发现和创造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所谓发现和创造,就是表现形体。对造型艺术,鉴赏者都是通过视觉对存在于空间的艺术形体进行鉴赏的,这是它们的共同审美特征。中国画的造型是在平面上进行的,它是画家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技巧,通过笔、墨、纸以及墨法、空白等在平面的画幅上造成的一种美感;而根艺大都是立体形式的,它的形体具有实际的长度、宽度、高度,给人一种自然与人工共同创造之美。所以根艺和绘画虽然同属于造型艺术,但绘画是以两度空间反映现实,而根艺大都又是以三度空间反映现实,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具有空间立体感的根艺,一方面比绘画更为具体生动,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绘画那样直接而细腻地描绘表现对象的活动环境,也不能像绘画那样广阔、自由地再现人物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因此,根艺美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就有必要对现实的根材进行更集中、更典型的提炼,把丰富的思想内容寓于根的自然形态之中,以达到单纯与丰富的统一。

所以,鉴赏一件优秀的根艺作品,也应该是通过概括单纯的艺术形象,借助于联想和想象去感受和领悟根艺美术家所要表达的自然根的丰富思想内容及独特的艺术形象。由于根艺是一种具有立体感的艺术,因此观看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去进行鉴赏,从中获得的是不尽相同的审美感受,这同样也表现了根艺单纯与丰富对立统一的审美特征。

根艺是静态与动态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立体的造型艺术,根艺只能表现行为的一个片刻,为了获得生动具体的审美效果,它总是以静态的造型表现出它的过去和未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根艺的动态美。动态使根艺形象表现出精神,表现出生命,“马空冀北”根艺美术作品的创作,就是这方面的实例。这是根艺美术以静态的造型来表现运动,是静态和动态的对立统一。

根材是根艺审美的主要部分。在绘画和雕塑艺术的鉴赏中,所使用的物质材料具有审美的价值。根艺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比雕塑所使用的材料更有审美价值,因为每一件根艺作品的表现力依赖于根材本身的自然美的形态。由于根材是根艺美术作品审美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根艺美术家在创作时,应十分重视把选择什么样的根材和整个艺术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考虑。

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熹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言”。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占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