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的出现，通常都认为从维纳1948年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但梁诚瑞在“维纳的控制论和清华大学”一文中考证说：“控制论并非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产生于美国，它的发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梁先生引用维纳于1954年出版的回顾科学生涯的书《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的自述，他宁愿选择在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的1935年作为创立控制论的起点。他在清华大学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制滤波器时，开始了对控制论的研究。正是在清华大学，维纳实现了从纯数学领域向电机工程和技术科学的转变。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时，维纳应邀参加了《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有关控制论的座谈会。当被问到：“创立控制论时，是否出现过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维纳回答说：“在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如果他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将研究控制论。这个人就是莱布尼茨。”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最早试图用数学形式建立逻辑推理体系，发明过二元算术计算方法。据查莱布尼茨于1697年通过耶稣会理士白晋得到过中国的《易经》，研究过“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受到启发。白晋当时是康熙宫内的法国传教士，受命返回欧洲，系统地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莱布尼茨全集》第四卷第一期上有他给友人的一封长信，其中有对《易经》的评论，他还写过《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长篇论文。梁诚瑞的结论是：“控制论的直系祖先是欧洲的莱布尼茨，其哲学基础来自《易经》。”

控制论与中国的这两层缘分或许还可以做进一步考证。但维纳能摆脱“反动分子”“伪科学家”的形象，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莫斯科出席IFAC第一次代表大会，则确实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先生的功劳。维纳的控制论发表后，在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此书的副标题是“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人也是动物，把人和机器并列，以至等同起来，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惹怒了不少哲学家，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搬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而触怒了教皇一样。前苏联的哲学界首先发起攻击，称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还有更严重的批评说，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等。这位数学家在前苏联和东欧被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未见有人公开辩论过。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迅速地被译成俄、德文版。作者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书内未触及到人类这种动物的尊严，写的全是技术科学。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界立即接受了这一新学科，从而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五六十年代该学科发展的高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原理和卡尔曼的可观、可控性定理和递推滤波器等，都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只好放下武器，悄悄修改了各辞书中的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1957年在巴黎成立IFAC筹委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控制论科学家咸集于莫斯科大学礼堂。维纳受到英雄般的接待。66岁的他，已显苍老。听别人作报告时鼾声大作，毫不顾及自己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与会者只好吟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史诗般的名句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建立这门技术科学，能赋予人们更宽阔、更缜密的眼光去观察老问题，为解决新问题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前景。”

钱学森从1935年起，在美国工作了20年，为美国的航空、火箭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50年代初受到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受困达5年之久。在困境中，他转向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最近他还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科学。

电子竞技专业已经在多个高校落地，第一批学生也已经入学就读，但人们对游戏的刻板印象并未改变。鉴于游戏有着“电子海洛因”的江湖绰号，在很多人眼中，电子竞技专业约等于专业打游戏。这显然是主观意识上存在误区。事实上，电子竞技并非打游戏，而是针对游戏管理、策划、节目制作、赛事主办等全流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从游戏本身来看，如今它不但具备娱乐性，同时还拥有解决社会问题、行业问题的功能。

今年上半年，国内几家游戏大厂纷纷宣布开发功能性游戏，此类游戏可以广泛地应用在教育、培训、医疗等诸多领域。以一款名为《DigRush》的游戏为例，这款2015年由游戏厂商育碧开发的医疗类游戏，已经在临床上得到了应用——它可以帮助缓解儿童弱视症状，辅助医生进行治疗。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运转良好的游戏产业很容易走出国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国产游戏想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的玩家、输出自身的文化产业，则必须加速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电子竞技专业，恰恰是这样一剂解药。

（摘编自《电竞专业，消除社会误解的一剂良药》，《科技日报》 2018年09月27日）

这个夏天，最激动人心的电竞赛事莫过于即将在上海拉开战幕的2019 DOTA2国际邀请赛( TI9)，全球最高奖金电竞赛事首次落户中国，可预见的将成为电竞又一次“破壁出圈”的良机。8年来，中国电竞产业增长超18倍，产业独立价值与社会文化潜力受到广泛认可，未来还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业内指出，当电竞具有成熟的商业模式时，它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比赛，而会催生更多经济效益。比如随着电竞赛事商业化体系的构建，以赛事创造利益将成为电竞产业增长重点，不仅提升电竞市场规模，更有利于让电竞真正走向体育和商业。此外，由于电竞具有很强的融合性，未来“电竞+”衍生产业将迎来诸多机会，电竞的形态和商业模式会更加多元。

电子竞技以电子设备为载体，以通信技术为纽带，这决定了科技是电竞行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5G的高吞吐量和低延时，不仅解决延迟和卡顿，更可能让用户彻底摆脱硬件限制；SG和VR可以带来远程观赛和第一视角参与体验；AI技术可以帮助电竞选手的训练，使观众对比赛有更好的参与感与共鸣感。这些全新的颠覆式体验将会使电竞的价值大幅超过传统体育。

在电竞人才培育方面，虽然职业选手最为吸睛，但幕后的电竞产业链相关岗位的人才匮乏问题才是关乎产业发展的关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电竞行业从业者仅5万人，岗位空缺达26万人，到2020年人才缺口将扩大至50万人。同时，随着产业的规范和完善，电竞从业者需要更加职业化。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未来将至，业内热议解锁中国电竞发展“密码”>）

不久前，2019全球电竞大会在上海举行，会上还发布了首个《电竞场馆建设规范》和《电竞场馆运营服务规范》，让电竞产业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据统计，去年我国热门电竞赛事超过500项，正在运营的电竞战队超5000个，国内电竞用户规模超5亿，市场规模超千亿元。今年上半年，电竞市场实际销售收入513.2亿元，电竞从业者超过44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具潜力的电子竞技市场。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电子竞技总观看人数增长到4.54亿，电竞爱好者人数不断增加。

众多的爱好者和观众，让电子竞技更广泛地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公众更新观念，更需要行业自身付出持久的努力，在行业组织、赛事体系、竞赛规则、从业人员认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行业持续发展。

（摘编自何希《推动电竞行业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8月19日）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数字媒介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现实的感知方式。以至于每当社会上有了突发性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挺身而出、及时干预，而是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在这样一个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体验，而是对完美表象的不断消费；不再是对爱情与友谊的实际感受，而是对亲密表象的反复炫耀；不再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样，而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无图无真相”固然是网络上流传的戏谑之语，但也最生动、最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当图像与视觉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时候，文学作品对现实的书写和呈现方式也必然受到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刻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体验生活、捕捉生活的细节、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历史潜流等创作方式，也会因为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们并不仅仅依靠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以及宏大的主题打动人心，其作品对伦理道德、人情冷暖的微妙体察，对世事沧桑、悲欢离合的兴叹感慨，都无不令读者深受触动。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面前，读者能够明显感到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认识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相去甚远，并总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

然而，在这个数字媒介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选择以屏幕和摄像头作为理解、观察现实生活的手段时，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应该承认，伴随着数字媒介的普遍应用，现代人获取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顺手打开搜索引擎或微信朋友圈，无穷无尽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毋庸置疑是时代的进步。而在信息获取途径不够通畅，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时代，作家拥有获取信息、体验生活、发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媒介的“特权”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当普通读者的“导师”。但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屏幕与摄像头在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能提出独特、富有见地的看法，无法让自己的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读者为何要阅读这样的作品。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希望作家放弃使用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介，重新回归到现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继续走体验生活、干预生活这类创作老路。而是，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等。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或许这种反思的姿态正是以文学的方式理解现实的有效途径。

（摘编自李松睿《以反思的姿态理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