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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教授在上海报业大厦的演讲

（1）先有城市，后有城市声音。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工厂的声音、交通的噪声、广播和录音机的声音与人声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听觉环境，这种声景广泛存在，墙壁也不能阻隔，一切事物都处于声音的包围之中。”伯林特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城市声音”研究的始作俑者。在那些熙熙攘攘、瞬息万变、此起彼伏、有序或无序的城市声音中，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及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和交流的问题。

（2）与宁静的大自然和乡村相比，城市本身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它是理性的，人们必须遵守各种法规、程序、条例、规则等；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声音、味道和不透明的心理活动，这两方面既相互叠合、交织、缠绕，又相互排斥、矛盾、斗争，使城市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激发出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依托于听知觉，并同心理、意识紧密相连的“声音”，是人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的感性工具和桥梁，就此而言，“城市”和“声音”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但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声音”怎样才能成为城市研究的对象？

（3）首先，需要讨论“声音”和“语言”谁更重要。和常识相反，在中国古代有“言外之意”一说，所谓“言”是“符号”，而“意”则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内容和意义。这表明“声音”不仅不能等同于“符号”，还往往蕴含着比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和更重要的意义。

（4）其次，还要讨论一下“视觉”和“听觉”谁更重要。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有99%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取的。和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听觉”不同，当今世界又称“景观社会”，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这是当代人生存“视觉化”及其多种后遗症的根源。就此而言，重建主体的“听知觉”和“声音文化能力”，对于矫正正在彻底“数字化”和“图像化”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由此可得出两条基本原理：一是“声音”比“语言”重要，二是“听觉”比“视觉”深刻。这同样也适用于城市。在异常清晰稳定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大量以感性方式存在、不断生成又不断流失、主要同人的感觉打交道的“东西”。尽管它们长期被“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变化、城市人喜怒哀乐最直接的记录和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各种“显性”表达。此外，尽管“声音”和“图像”同属城市的感性存在方式，但由于“听觉”和人的意识、心理联系密切，而“视觉”更加官能化和欲望化，特别是在视频技术和数字化图像日渐占据主导的当下，研究和重建基于“听觉”的城市声音系统，明显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均衡和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

（6）“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它们在城市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可有可无，恰好说明为什么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文化特色，城市精神越来越干瘪空洞，城市生活越来越单调贫乏。

（7）从表面上，城市越大，其声音结构也就越复杂。但城市再大也是城市，其声音同样有章可循和有规律可研究。

（8）宋代的青龙镇是上海第一个城市形态。从宋至清，青龙镇一直相当繁华，甚至有一定的国际化色彩，“镇上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院，设有官署、学校、仓库、税场、酒务、监牢、茶楼、酒肆，栉比鳞次，热闹非凡。”但由于城市地位不高，或者说周边的“江南”城市过于繁华，上海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发声权”，即使偶尔发声和“呐喊”，也淹没在江南大城市的人声鼎沸中。这是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几乎听不到“上海声音”的根源。

（9）170多年前的开埠，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海（   ）真正有了自己的城市形态和性格，（   ）开始有了“城市声音”和“城市形象”，此后经过近百年的摸索，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稳定为以海派文化为基调的上海城市声音。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上海城市声音中最重要的新元素是西方声音，从开埠后以上海土话模仿英语发音形成的“洋泾浜英语”，到作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制造局的机器轰鸣声”和作为现代工作生活作息节奏的“海关钟声”，再到作为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方式象征的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百乐门爵士乐”，这些典范性的“异域声音”，开启了上海与传统中原城市、与周边江南城市完全不同的“上海新声”。

（10）正如城市越大形态就会越复杂一样，如果仅仅将“海派声音”看作上海的唯一，则未免过于简单化和孤陋寡闻。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就在于它不是只有一种“腔调”。《乐记》曾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今天也可以说：“声音之道即城市之道”，不同的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声，而不同的城市之声，不仅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如在近现代时期，工业化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所以从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的大多数岁月，日夜轰鸣的机器声、繁忙的交通汽笛声，一直是上海的主流城市声音，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美最动听最令人向往的“音调”。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时代的到来，取而代之的是超级市场中的嘈杂声、股票交易所的喧闹声，甚至是科研院所和总部经济中那种静悄悄的“声音”。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声音形态中听出城市变迁的节奏、城市生活的脉动、城市未来的序曲。把这些珍贵的城市“声音”记录、整理、研究和传承下去，可以更全面地感知和体验城市及其更真实的历史，从而为解读现实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

——选自201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有删改）

集聚网络正能量

潘益大

①今天，当万千人们大梦初醒，起身拉开窗帘，窗外世界一切如常，所谓的"末日预言"不攻自破。

②可仅仅隔夜，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末日预言"还在演绎着五花八门的各种版本，甚至网上还有兜售"末日"商品的离奇信息。这中间（   ）混杂着商家蓄意的炒作，掺和着人们的恶搞与调侃，（   ）由于网络的有意无意传播，确也多少在一些无知人群中扩大了社会恐慌情绪。

③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公认的现象，每当社会上发生什么事，网络得益于技术的优势，总是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在多数情况下集聚的是社会正能量，却也不时宣泄着消极的负能量。这种正负能量在网络同存并行的格局，既彰显了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无穷魅力，也增加了网络管理的难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互联网立法的诉求与日俱增，正显示了各国对维护自身网络安全与公信力的一种极大关切。

④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已多达5.5亿人，要保持如此庞大人群的有序运行，既给政府的社会管理出了难题，也对所有网民提出了自律要求。应该看到，由于我们缺乏网络管理的经验，特别是网络立法的滞后，当下的网络侵权、网络伤害、网络暴力、网络犯罪已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不但危及了互联网的正常运营，实际上已损害了公众包括网民在内的实际利益。比如，由网络诈骗形成的各种地下产业链，已导致众多网民以及非网民的受骗上当，而由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倒卖造成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扰，早已是人人喊打的祸害公共秩序的大敌。

⑤正是鉴于这样一种严峻的网络态势，有专家疾呼，如果我国不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步伐，将会带来公民对个人信息安全缺乏信心、互联网公司收集不到有效信息、社会公信难以形成等问题。这中间，由于缺少相关法律，对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谋取巨额利润的一些商家甚至不法分子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由此，进一步打击网络犯罪，加强完善互联网立法已成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大趋势。

⑥其实，在论及互联网时，人们说得最多的通常是两句话，即：网络无国界,__________。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律真空地带。互联网技术愈是不断升级，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也必将日臻成熟，其基本共识是，任何人在网上传播信息都不可突破法制的边界。环顾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我国，全国人大早就有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实际上是互联网通行规则的集中体现。近来，许多有识之士"关于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等建议频频见诸媒体，更凸显了民间对加快网络立法进程的强烈诉求。

⑦网络传播不可超越法制边界，既是确保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所有网络表达遵循公序良俗的呼唤。如果说法制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质，那么，要克制种种非理性的越界冲撞，防止不恰当的情绪化失控，则更多的需要民事主体行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维护国家利益，符合善良风俗，以免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规范现实生活的行为通则，也完全适用互联网的运行要求。并非因为网络属于虚拟世界，因此误以为可以不受公序良俗的约束，网络既非法外之地，遵纪守法便是网络表达起码的义务，这是对网络行为的规范，也是对所有网民正当权益的保护。

⑧时至今日，据我有限的观察，对于网络公序良俗规制的认同，已经日益成为网民们的集体共识。仅就微博而言，今年以来，无论是对公益爱心的热切关注，还是对网络反腐的跟帖声援；是对正义公平的由衷讴歌，还是对不良恶行的无情鞭挞，绝大多数博主的表达都能做到有理有节有度，即便有个别失范行为，也常会有网民互相提醒修正。由微博传递的正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在成为网络表达的主流，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认可接纳。这种建立在公序良俗基础上的自律行为，是互联网在我国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也为我们进一步强化网络法制提供了良好基础。

（选自《文汇报》201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