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与匠人

叶廷芳

①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

②同样一件作品，可以出之于艺术家之手，也可以是匠人的作为。但彼此的价值含量或艺术品位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艺术家的天性是创造，而匠人的习性是重复（这里所说的“艺术家”和“匠人”都不在于他们的外在身份，而在于他们的内在实质）。创造凭借的是想象，而重复则是模式的照搬。艺术想象是一种智慧能量的消耗。故那些不同凡响的石破天惊之作，皆出于那些智慧过人（这种智慧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的艺术家之手，它们所透露的审美信息和艺术韵味总是让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知其奥妙，却妙不可言。无怪乎自古以来虽有无数的人画过女人的微笑，却只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让人折服不已，谈论不尽。因为达·芬的大脑不仅属于绘画，而且也属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综合的成分使他的大脑成了经年多汁的“泡菜坛子”，从那里面出来的菜都是鲜美的！难怪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要求建筑师（西方的建筑师也属于艺术家）掌握11门知识，其中有的知识门类看起来似乎与建筑毫无关系，如医学、心理学等。其实，大脑“灵犀”里有了多种元素的储备，就容易“触类旁通”或融会贯通；有时则经过糅合发酵，酝酿出某种未曾有过的“香醇”，一种艺术中“有意味”的韵致，这就是作品中“灵气”的体现。

③凡是有灵气的作品是不可模仿的，因此原创的美都是一次性的，是不可重复的。这是匠人的局限，尤其是中国匠人的局限。中国与欧洲不同，她的知识和技术传授方式自古以来就不是采用集群性、规模性的学校教育，而是依靠师徒传授制度。这种制度的局限性与落后性是显而易见的：徒弟一般只能就地求师，很少有选择的可能性；他只许跟着师傅依样画葫芦，不敢越雷池半步。师傅只能教他自己懂得的那点手艺，最后还得留一手；他没有横向联系，不知道现今这一行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他也谈不上什么相关的基础知识，离上述维特鲁威要求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自负的师傅还往往坐井观天，让徒弟高山仰止。在这种桎梏下，一个人即便有某种创造的天性，在徒弟阶段多半就被扼杀了！于是，陈陈相因，不断重复前人，也不断重复自己，成了匠人的习性，也成为他们的宿命。这也许可称为中国的“匠文化”。

④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人员，从来没有享受过现代意义上的“家”的地位。例如，我们有举世无双的木构建筑，但我们的“鲁班”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工匠”的身份；我们有过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戏子”的地位；我们也不乏世界一流的美术家，他们照样被称为“画匠”！这种培养匠人与贬低杰出人物的“匠文化”的长期延续，造成了我国艺术家相当普遍的“匠人心态”，其主要特征是创造意识薄弱，习惯于承袭前人，仿效他人，重复自己；不敢超越，不敢反叛，从而窒息了自己的创造灵气，而增添了创作中的匠气。须知，灵气乃是艺术个性的灵魂，而匠气则是平庸的同义语。正是这种被动性的匠人心态，我们的艺术史少有更新换代的变革。其实，更新换代才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而反叛则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故最近听到一位现代意识觉醒了的艺术家这样说：“传承是一种美德，反叛是我的责任”。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其实是一致的。“反传统”并不是不要传统或不尊重传统，它只是“不重复”传统而已。事实上，正是那些反传统的人才开了新思潮的先河，从而丰富并发展了传统。只要回顾一下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美术中的毕加索、音乐中的勋伯格、舞蹈中的邓肯、建筑中的高迪以及文学中的卡夫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就不难理解，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的文学、艺术家都以重复为忌、为耻，所以戏剧家迪伦马特说：“任何古代大家和现代名家都不应享有让人永远仿效的不公正特权。不过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激发者和对话者。”

（摘自《文汇报》，有删改）

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西周时期，汉字就被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书同文”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东汉时期，许慎更是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了“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论断。汉代还将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作为选官取仕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是她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特别先秦两汉更是如此。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

③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她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书画同源的事实，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如甲骨文的“象”字，长着长鼻子和健壮身躯，充满灵动之美。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④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语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再到隶楷，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调整，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⑤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汉字陆续远播于周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在当代，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王立军的《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符号》，有删改）

中国人以“山水”作为自然的指代，不只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更是对于自然的诗性感知与发现。

从上古至秦汉，山水或是作为神仙居所，或是作为祭拜对象，或是作为通向“道”的媒介而存在，那一时期的山水图像只是一些零散的山石、树木。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人官宦在道、释、玄的思想驱动下，萌发了一股强烈的重返自然的激情与热望，原本作为“自在之物”的山水因此成为一个新被发现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凝结着生理舒适感与视觉悦目感的现实而具精神性的空间。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从此生长出山水之乐。山水也逐渐从宗教画和故事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绘画主体；作为自然情愫图像表达的山水画，以山川景色为载体实现着人们皈依自然的情感诉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在洛神与曹植的身影背后描绘着树石流水、河岸远山，它们为这一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铺设了“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的自然空间。

美的目光同样诱导着唐代的自然情愫。唐人富有诗人气质，他们用浓酒般的热情拥抱山水，也用唐诗般的浓情把丘壑林泉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敏感而多情，纵情于现实山水。青绿山水技法语言的成熟也为将这般美景描绘得绚丽多彩提供可能。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即是用江天一色、波光万重、轻舟荡漾、巉岩幽岭、松竹掩映、桃红椿绿、水榭朱栏等，烘托出日丽风清的江岸美景；而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所表现的本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出逃、避难入蜀的窘迫经历，但却也一定要把那蜀地山水画得群峰竞秀、山花争妍。

晋唐以来观看山水的美的目光，在五代时期被注入探究自然的理性意识，及至北宋形成尚理的自然情愫。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家用现实而具体的地理样貌来表现“图真”的山水。荆浩、关仝等所代表的北派山水以石质坚凝、重岩叠嶂的北方山水为原型，描绘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壮美气象。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派山水，以峰峦平缓、草木繁茂的江南景色为原型，表现轻岚淡烟、平淡天真的山水意境。无论北派、南派山水画家，都借对自然的逼真描绘，来表现他们对自然带有敬意的理性思考。

元代画家在对自然的凝思中获得内在心性的独特体验，自然情愫的表达也便成为文人逸气的抒发。这种笔墨的独立性在明清山水画家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然山水的许多生动细节就被忽略，山水图式中的笔墨就仿佛一种对于自然的情感诉说。中国山水的图像表达也就从晋唐时期的自然写实嬗变为一种自然象征，山水画所表现的自然情愫也就从晋唐时期的美的发现嬗变为一种自娱与遣怀。

然而，虽历经嬗变，“天人合一”的文化感知方式却一直贯穿在中国山水画家的自然观照之中，他们视自然为知己，不仅身即山川，而且精神与之往还，他们永远“在”自然。

(摘编自牛克诚《山水画：中国人自然情愫的图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