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在2010年之后进入2．0时代。”在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艺术学院与腾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游戏领域的转化与创新”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分享了一组数据：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2010年以后所有跟数字技术相关文化类上市公司，增长速度都达到20％至30％。

在张晓明看来，传统文化产业主要呈现三大特征：第一，发展速度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23％以上的年增速下降到高于国民经济5％左右，进入“平台期”；第二，产业内部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很多传统文化行业领域发展速度下降；第三，平台公司出现导致市场结构呈现重大变化。

“这种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现了大规模数字化趋势。”张晓明认为，全国有可移动文物1亿多件，不可移动文物75万件左右，但收藏文物的文博机构的展出率全国平均仅为2．8％。“数字技术为这些文物‘活起来’提供了全面解决方案。所有文物，不管是文字、图像、还是声音，都可以数字化，可以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地点接入任何文化内容。”

（摘编自《传统文化产业渐入“平台期”大规模数字化趋势明显》，“光明网”2019年3月7日）

新技术手段已经深入影响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催生文化生产新业态、新生态。例如，2018年用户已超4亿的中国网络文学，成为影视文学最大，且受到海外读者追捧。另一方面，“网生代”文化消费行为与审美趣味也不同于前代人，喜欢在更多元互动的沉浸场景中获得体验。文化创造者要利用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营造虚拟场景，丰富充实传统文化空间，创造出可广泛共享的产品，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参与体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日报》2019年2月26日）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借助“互联网＋”的春风“活”了甚至“火”了起来。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加速网络化建设，目前开发的“掌上故宫”“每日故宫”“故宫展览”等每天点击量超过100万次，让文物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通过网络领略故宫的壮美。

如果说“互联网＋”让更多人撩起传统文化的门帘，那么，如何使更多人热爱传统文化，为传承、传播传统文化贡献力量，成了互联网与文化融合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为此，不少专家提出，要借助互联网将文化更广泛地融入生活。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网络表情包、直播、短视频等纷纷重点打造传统节日的相关内容，在刷爆朋友圈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2018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显示，文化产品内容是消费者最期待改进的方面，同时表现力、传播力也得到较多关注，而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出现恰好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需求。

不过，业界专家提醒从业者，网络文化的创新发展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吸引眼球上。曾繁文直言：“文化产业应以‘内容为王’，而内容环节应该向专业化发展，尤其是在大众对于高品质文化产品需求日益旺盛的情况下，创意能力和制作水平将会成为‘生死线’。”

（摘编自《“互联网＋文化”：新平台 新生态 新发展》，《中国文化报》2019年3月7日）

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与传统经济相比，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资本要素具有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资本表现为物的被动的特性，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化制造和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资本会因而获得“生命”，因此在智能化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二是劳动者的地位出现新的变化。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人与机器的竟争，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其竞争性质产生根本变化，其竞争不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出现在脑力劳动领域，机器不仅可以替代人的“手”，而且可以替代人的“脑”。

三是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具有全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采摘果实类创新转向重组式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在采摘果实类创新模式下，一项新的技术出现的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这项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随着技术扩散潜力的消亡，收益又将复归为涓涓细流。重组式创新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以重组式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大幅度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重组式创新提供了极大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重组式创新转变。

资本、劳动以及技术创新的上述新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将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在经济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关键。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虽然复杂，但一个国家可利用或动员的知识资本存量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知识资本源泉，是扩大一国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扩大开放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张其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