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武侠小说是娱乐的，是通俗文学，但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一般的娱乐品，而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金庸将武侠写出新经典，这说明，题材、类型是限制不了作家的，真正杰出的作家、有文化素养的作家完全可以在某种固定的题材里写出了不起的作品来。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因为面向大众、形式通俗，就自降格调。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庸学习。

（摘编自《金庸作品的魅力和文学养分思想淬炼与境界提升》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6日）

材料二：

下图数据：《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问卷调查》

注：1、此处小说指14部长篇武侠小说；2、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

材料三:

“今天看金庸的小说，如同当年的《水浒传》，基本看来还是通俗的作品，但是逐渐，时间会把它经典化。”陈洪认为，通俗文学经过经典化之后，尤其是像金庸作品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现场，“随着经典化，更加显示出价值。现在写文学史，不可避免要写到金庸了”。

陈洪认为，金庸小说的高度、可读性和内涵，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圆融的知识涵盖、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血脉的继承，“金庸的作品是把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小说的成功范例”。陈洪提到，“庄禅”与“孔孟”是金庸塑造“武侠英雄”之理想人格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庄禅意识”是如何体现的？陈洪总结，在价值追求上，这些人物不仅蔑视俗世的富贵，而且对江湖的荣誉、权力也没有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大多不拘小节，不顾毁誉，率性而为；在情感状态上，往往看似游戏人生，实则内心肝肠如火，一往情深。“孔孟”的思想因子，也深深埋藏在金庸塑造的一个个灵魂中。陈洪指出，“见义不为，无勇也。”金庸小说中处处体现“义”字。

伟大，是陈洪给金庸作品的评价。“因为金庸，是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因子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激活再生。以他的文学的生花妙笔，活生生的形象、抓人的情节，激活再生的成功典范”。

（摘自陈洪《寻找金庸小说的传统文化风骨》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在空间距离最近的香港读者眼中，金庸先生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世界第一健笔”。

《明报》之所以能在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他的社评分不开。“我必须要写好社评后才能放心吃饭”。金庸有意识地让社论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国际形势和重大新闻更是金庸社评的主要话题。1964年，金庸在一篇题为《世界粮食分配不均》的社评中谈到粮食安全，“纵然有一半以上人口从事耕作，拉丁美洲仍然有数百万人陷于饥馑；非洲方面，每一个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只够他本人及家庭成员吃”。他以日本作示范，认为其农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除了对国计民生的关切，面对复杂变幻的时局，金庸也总是强调人民性。“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因此《明报》得到市民群体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环球人物》杂志2018年11月13日）

喊    山（葛水平）

炕上的孩子翻了一下身，蹬开了盖着的被子，哑巴伸手给孩子盖好，就听得大从外面蹦蹦跳跳地进来了。

大说：“我有名字了，韩冲叔起的，叫小书。他还说要我念书，人要是不念书，就没有出息，就一辈子被人打，和娘一样。”哑巴抬起头望了望窗外，幽黑的天光吊挂下来，她看到大手里拿着一包蜡烛，她知道是韩冲给的。

她用麻秆点燃了蜡烛，找来一个空酒瓶子把蜡烛套进去，有些松。她想找一块纸，大给她拿过来一张纸，她 准备卷蜡烛往里塞时，发现了那张纸是王胖孩给她打的条子^①，上面有她的签字。她抬起手打了大一下，大扯开嗓子哭，把炕上的孩子也吓醒了，也开始哭。哑巴不管，把卷在蜡烛上的纸小心缠下来，又找了一张纸卷好蜡烛塞进酒瓶里，放到炕头上。她拿起那张条子看了半天，抚展了，走到破旧的木板箱前，打开找出一个几年前的红色塑料笔记本，很慎重地压进去。哑巴就指望这条子要韩冲养活她娘仨哩，哑巴什么也不要！哑巴返回来摸了大的头一下，抱起了炕上的孩子。这时候就听得院子里走进来一个人，不可能是其他人，是韩冲。韩冲用篮子提着秋天的玉米棒子放到屋子里的地上，韩冲说：“地里的嫩玉米煮熟了妤吃，给孩子们解个心焦。”

韩冲说完从怀里又掏出半张纸的蚕种放到哑巴的炕上，韩冲说：“一半天蚕就出来了，你没有见过，半张蚕能养一屋子，到时候还得搭架子。蚕见不得一点儿脏东西，哑巴，你爱干净，蚕更爱干净，好生伺候着这小东西。”韩冲说完走了。

哑巴想，我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干净呀，我这日子叫爱干净吗？

夜暗下来了，月亮像一弯眉毛挂在中天上，半明半暗的光影加上阒寂的氛围，让哑巴有点嗒然伤心起来。潜沉于被时间流走的世界里，哑巴就打了个颤抖，觉得丈夫腊宏是死了，又觉得腊宏还活着，惊惊地四下里看了一遍，她的思维在清明和混沌中半醒半梦着。现在刚入秋，天到晚上有点夜凉。哑巴摸索着从窗台上找到一块手掌大的镜子来，举了镜子看到了自己的脸，好久了不知道自己长了个啥样，好久了自己长了个啥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挨了丈夫的上顿打，想着丈夫的下顿打，眼睛盯着个地方就不敢到处看，哪还敢看镜子嘛，那个是要找死吆。

突然听得对面的甲寨上有人筛了铜锣喊山，边敲边喊：“呜叱叱叱——呜叱叱叱——”

山脊上的人家因为山中有兽，秋天的时候要下山来糟蹋粮食或者糟蹋牲畜，古时传下来一个喊山。喊山，一来吓唬山中野兽，二来给静夜里游门的人壮个胆气。当然了，现在的山上兽已经很少了，他们喊山是在吓唬獾，防备獾乘了夜色的掩护偷吃玉茭。

哑巴听着就也想喊了，拿了一双筷子敲着锅沿儿，迎着对面的锣声敲，像唱戏的依着架子鼓敲板，有板有眼的，却敲得心情慢慢就真的骚动起来了，有些不大过瘾。哑巴起身穿好衣服，觉得自己真该狂喊了，冲着那重重叠叠的大山喊！找了半天找不到能敲响的家什，找出一个新洋瓷脸盆。这个脸盆儿是哑巴从四川挑过来的，一直不舍得用。哑巴找来一根棍，想了想觉得棍儿敲出来的声音闷，提了火台边上的铁疙瘩火柱出了门。

山间的小路上走着想喊山的哑巴，天上的星星眨巴了一下眼睛，天上的一钩弯月穿过了一片儿云彩，天上的风落下来撩了她的头发一下，这么着哑巴就站在了山圪梁上了。哑巴举起了脸盆，举起了火柱，张开了嘴，她敲响了：

 “铛！”

新脸盆儿上的碎瓷裂了，哑巴的嘴张着却没有喊出来，“铛！”裂了的碎瓷被火柱敲得溅起来，溅到了哑巴的脸上，哑巴嘴里发出了一个字“啊！”接着是一连串的“铛铛铛——”“啊啊啊——”从山圪梁上送出去。哑巴在喊叫中竭力记忆着她的失语，没有一个人清楚她的伤感是抵达心脏的。她的喊叫撕裂了浓黑的夜空，月亮失措地走着、颠着，跌落到云团里；她的喊叫爬上太行大峡谷的山脊，让山上的植被毛骨悚然起来。直到脸盆被敲出了一个洞，敲出洞的脸盆儿喑哑下来，一切才喑哑下来。

   （选自《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有删改）

注：①韩冲炸獾误炸死了哑巴的丈夫腊宏，在哑巴坚决不要赔款的情况下，由村干部王胖孩牵头，韩冲主动立下协议，负责养活哑巴娘仨，直到哑巴明确赔偿金额。

材料一：

当前，我国数字化教学仍然以PPT演示、网络资源搜索、在线讨论测试等形式为主。教师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教学、频繁操作设备、组织课堂活动、批改作业、进行网络互动等，这与传统教学差别不大。师生间、生生间缺乏深度互动，学生的参与度较低，教学效果难以保证，教学观念并无更新。智慧教学是数字化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数字化教学相比，教学环境由传统教室向智慧学习环境转型，教学观念也从“标准化生产”向个性化学习转变。智慧教学平台能自动向教师推送备课素材，引入外部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情、开展个性化指导，自动分析学生作业成绩，等等。师生间实现课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多类型、多层次交流。

（摘编自杨现民《论我国数字化教育的转型升级》，《教育研究》2014年5期）

材料二：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花了大价钱、大功夫建起一个“大而全”的教育资源“杂货铺”，为何成了好看不好用的摆设，使用的人少之又少？要破解这个难题，可以参照金融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的例子。一是走产教融合之路。主持院校联合了全国3个行业协会、45所院校和50家企业进行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整合，率先实现全国金融专业群（包括院校学生及社会学习者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建”的问题。二是更新教学模式。运用虚拟现实、云计算等技术，将金融运营等工作场景转化为数字化模拟应用场景，尝试混合式教学、情境教学、翻转课堂等，大大激发教与学的活力，解决了优质教学资源“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实行多元评价。设置校企“在线双导师”，支持教师应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点评与在线实训指导，从而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一次性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提高了过程性评价的比重，解决了资源库应用效果“怎么评”的问题。

（摘编自《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好还得用好》，《光明日报》2018年5月25日）

材料三：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开始将提高学生的数字素养作为核心课程的重要部分,英国、爱沙尼亚、芬兰等也正计划改变传统课程的构建方式,使得学习者能够使用快速变化的技术来驾驭世界。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数字化技术来代替教学，强调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指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主题内容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而且还要学习如何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活。数字化技术向学习者提供模拟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应用知识或技能并展开交流合作，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这一过程中，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教师要从知识提供者转变为教练，集中精力指导与训练学生开展学习,而不是提供信息。这些做法对于我们在数字化教育中的“思想纠偏”很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余胜泉《欧洲数字化教育发展现状与启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1月)

材料四：

数字化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文意蕴缺失的问题。由于教育者与学习者置身虚拟的教学环境之中，数字化教育缺乏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情感交流和对学习者的情感关怀，这极易造成学习者的情感冷漠及交往能力退化。数字化环境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规范约束，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易发生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数字化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的海量信息资源，尤其是可带来强烈刺激的图片、视频，使学生更倾向于回避独立思考、探索问题，有的学生甚至成为网络游戏的奴隶，身心发展严重受损。

(摘编自王森《数字化教育人文意蕴的缺失与回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1期)

一段叫父爱的距离

远方

在我老家，管“父亲”叫“爹爹”，小时候，我觉得这个称呼特别的土，和它一样土的还有我那寡言少语的爹爹。

我那个起早贪黑在刀具广干活的爹爹，常年穿一身破旧的衣服，趿拉着两只四处开裂的鞋，稀疏花白的头发常聚着灰尘，黝黑的脸上有几处被烫伤的斑痕。

1999年夏天，我考上县一中，要去4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离家的前一晚，昏黄的灯下，爹单腿跪地使尽全身力气在为我捆扎行李。正值盛夏，他额头上的汗混着灰尘往下滴，滴在了他的衣服上，滴到了我崭新的被子上。我心里一阵嫌弃，说了句让我悔恨终生的话：“明天你还是别去送我了，你要是去了，别人还以为你是我爷爷呢。”爹爹一怔，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接着又忙活起来，他没有抬头看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家丫头大喽，知道要面子嘞。”

第二天，因为行李太多，爹爹还是去送我了。他换了身新衣服，穿了双新布鞋，但在我那时的眼里，他沧桑的脸上依然写满了“土气”。那天爹爹没怎么说话，只是弯腰弓背默默地扛着东西，始终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到了宿舍，他放下东西就默默地退了出去。中午我们在校门口的小店里吃饺子，老板娘热情而饶舌地搭讪：“这小姑娘和爸爸长得真像！”一直没开口的爹爹赶忙说道：“我家丫头长得好看，像她妈，不像我。”爹爹说这话时，看我的眼神是幸福的，又是怯怯的。

我的爸爹正默默地拉开我们父女之间的距离。他在努力着不让我因他而难堪，甚或不让陌生人知道我俩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是当年懵懂的我竟然一点儿都不觉得我伤害了父亲）

从此，在外面刻意地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成了爹爹的习惯。学校开家长会，他从不参加；他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给予我最大的宽容与支持。年龄渐长，我逐渐明白了父亲的用心，随之，愧疚和悔恨也在我内心里潜滋暗长……

以后，我一回到老家，即使明知道爹爹出去干活了，却还是在第一时间找他。总是问：“妈，我爹爹呢？妈，我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害怕，我害怕他又再刻意地拉开和我的距离。

2012年2月，我的女儿出生了，大家都说孩子长得像外公。爹爹听到这话时，悄悄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怯怯的，却又是幸福的。

我试图通过我的女儿来消弥我对爹爹的愧疚和悔恨，我时常抱着孩子骄傲地对别人说：“我家宝宝像极了外公。”爹爹也把这个外孙女疼到了骨子里，任我女儿在他身上撒野疯闹。我总是找各种借口拖着爹爹一起散步，他抱着孩子，我挽着他……

幸福的时光总是流转得很快！转眼，女儿两周半了，爹爹也一天天地老去，爹爹他还在老去！那天，带着一身辛劳汗味的爹爹刚进院子，就被我女儿扑了个满怀。我在旁边幸福地看着他俩，突然，女儿皱着眉头说：“外公，你身上怎么臭臭的？放我下来！”我抬手给了女儿一耳光，那是我第一次打她，女儿哇哇大哭起来，爹爹第一次冲我大吼：“你干什么！”他放下孩子，一边哄她，一边尽量弓着身体，使自己和孩子保持着一段距离。

两岁半的女儿一定不知道，她的话一下子击溃了我内心伪装的忘却。那天，我固执地逼女儿向爹爹道歉，女儿含着泪似懂非懂地向外公说了声“对不起”。

其实那句“对不起”是替十五年前的我说的。原以为借女儿之口说出来。我心里会好受一些。可内心却明确地告诉我：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弥补，更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由别人替代！

在一次与妈妈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当年县一中每次家长会后，爹爹都会拉着她问东问西，会一遍又一遍地看我的成绩单；那些年里，每当我放假回家，晚上一个人出门时，爹爹都会悄悄地跟在后面；最近这几年来，爹爹经常向他的老哥们炫耀我给他买的小礼物，甚至是我发给他的每一条短信。

而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

父亲就像子女人生路上指引方向的明灯。很多名人都说过类似的话，而我却要说，我的爹爹更像我身后的那盏灯，不耀眼，不炫目，但却给了我最温馨的守护！

也许在以后的时光中，我的爹爹还是习惯与我保持一段距离，但我知道，维系这段距离的是爹爹力所能及的爱。幸好，他从未走远；幸好，他还未走远！

（原文有删改）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