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举与科举

从理论上说，荐举制是一种合理的官僚选拔制度，因为优秀的政治人才通常不是考试所能选拔出来的。其被简拔与否，关键在于伯乐的慧眼。就结果而言，荐举制在乱世环境与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所取得的效果判然有别。

在春秋战国及曹操时代，荐举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宣布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品德如何恶劣、曾有过何等的劣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会重用。

荐举之所以能在乱世执行较好，主要原因是乱世存在有效的危机约束机制。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使大家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上司简拔下属，还是下属拥戴上司，都不得不把真才实干放在首位。

可是，荐举一旦到了治平及大体可以苟安的环境，没有乱世里的那套生死存亡的危机约束机制，人的私心及贪欲很快就暴露出来，将荐举制中脆弱的理性及公平掏空。无论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都很快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名不副实。察举制的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负责选人的中正(官名)一点也不中正，屁股完全坐到了世家大族那一边，使该制度彻底沦为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工具。

而科举制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情非得已时所划的一道杠杠而已。科举制与其说是较为优秀的官僚选拔制度，不如说是只为优秀的文人选拔及塑造的制度。科举及第者多是一流的文人，而一流的文人却多非一流的政治家。文人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复杂，而政治家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提炼为很简单;文人最需要的是多情，而政治家最忌讳的是妇人之仁。

从从政的需要来看，科举出身的文人多属智商很高、情商偏低之类。可是，科举偏偏令苏轼之类“天生就是文人”的人，其人生志向或者说是人生第一志向不是写诗而是做官，且官瘾都还不小;同时科举还使他们不仅能当上官，而且多半要在仕途上不断地遭遇坎坷及沧桑，进而因为沧桑而柔肠寸断，由于坎坷而入木三分，总之是越来越适宜写诗了。结果事与愿违，一心想当的大官未必当成，大诗人反倒切切实实地做成了。

在历史的时空里，科举正面意义较多，毕竟科举堪称国人“自行设计并制造、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严密、最公平(但非公正)的选官制度，毕竟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大多是聪明人，用聪明人治理国家总比用笨蛋要好。

但从今天的角度看，科举又确实负面性很多。科举诞生后，中国读书人的心被牢牢拴在乌纱帽上，眼睛则被紧紧锁在获得乌纱帽必备的敲门砖——儒家经典及文学创作上，对社会发展作用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自然科学技术，却被中国读书人几尽忽略。科举走向成熟、发达的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心无旁骛地在人的内心世界兜圈子、挖潜力，试图从心灵的角度寻求突破，以救众生，可结果却是越想越片面，越走越极端，越“发展”越钳制人性，直到今天仍余孽未消。

科举使中国读书人纷纷成为或者渴望成为统治体系内的一员，使传统中国社会始终缺乏独立的知识阶层，缺乏真正的封建帝制的异端及挑战者，无法产生不同于封建制度、思想及伦理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科举本质上是将读书彻底名利化，久而久之，科举制也就很自然地强化了国人本已浓厚的名利心，造就了中国社会惯以“成王败寇”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整个社会对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度。

《易经·系辞》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这个说法，诗词曲赋与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都可归入无形的“道”的范畴，强调哲理和美学意义；而建筑与车舆、衣服、盆碗类似，属于有形的“器”的性质，注重实用性，兼顾审美，主要由匠人来制作，文人士大夫阶层极少直接参与。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界虽然巨匠辈出，巧夺天工，取得极高的成就，却一直缺乏理论总结。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相对得到主流阶层的追捧，出现了《园冶》《长物志》等理论名著，而在更广泛的建筑领域，相关学问备受冷落，虽然有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程做法》等官书和明代《鲁班经》之类的民间著述传世，但数量远远不及西方，而且主要内容都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记述，没有太多的理论探索，与西方古罗马《建筑十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名著差异很大。

19世纪末叶以来，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中国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面冲击，传统建筑行业走向衰微，源自欧美的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和形式逐渐在中国各地流行，使得拥有千年历史的华夏大地的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的建筑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完全趋同，与古代则大相径庭，广大建筑师对于传统的建筑技艺普遍感到生疏，绝大多数设计作品都近于西方建筑的翻版，失去了本土的文化基因。在此情形之下，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外建筑师努力尝试扭转这一趋势，在现代建筑中刻意表现“民族形式”，将传统建筑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融入新的建筑项目，如亨利·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和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先贤致力于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研究，梁思成、刘桢等学者四处考察测绘，搜集古籍，成果斐然。经过几代人的艰难跋涉，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形式”的探索仍处于迷途之中，尚未找到相对圆满的解决之道。而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长期侧重于历史本身，理论方面的论述非常有限，还不能对建筑设计进行明确的指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香港建筑师李允鉌先生正式出版《华复意匠》一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作者在《卷首语》中解释：“‘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中国古代的建攻设计意念’。此书得到海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一部专著。此书的撰写显然受到西方建筑理论的影响，引述了大量的前人论述和经典实例，完备性超过之前任何一部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恰如武侠小说中全真派的全套武功，无所不包，既有“道”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有“器”层面的实践指导意义，故而难能可贵。建筑史学家龙庆忠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说：“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它既其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构成。这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中国古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由中国独特而广袤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决定，同时又受到各种社会、人文因索的深刻影响。《华复意匠》对此有深入剖析，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脉络和多重影响因素。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建筑单体的规模往往有一定的眼度，造型上的差异也不大，更注重以群体组合的方式构成丰富的院落，“由一座变多座，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以北京紫禁城与巴黎卢浮宫作比较，可见前者以“数”的集聚完成复杂的总体结构，而后者以“量”的叠加形成庞大而清晰的多层系统。殿亭楼台分占不同位置，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巧妙的布局，在彼此之间构成严密的呼应关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延续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大难题。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也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有诸多前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孜孜以求，拯危继绝传递薪火，一息不灭，功莫大焉。

（节选自十一贝子《大家·中国建筑如何免于沦为西方建筑的翻版？》，有删改）

女儿树

郭荷香

①女儿出生后，老公照例到娘家报喜。

②在老家，报喜是大有规矩的：孩子出生后，女婿首要的任务是到娘家报喜，喜品不多不少四件。生儿子的话，喜品中就一定不能少了红蛋；生女儿，便将红蛋换成碗口大小的芝麻饼，饼子用红纸包上或者将红纸用水浸湿，挤出红水点在饼子的中央。女婿到后，不用开口，娘家的人也不问，打开喜品一看便知道该如何贺喜。

③老公一点规矩都不懂，胡乱买了几样东西就上我父母家去了。我父亲把喜品瞥了又瞥，既没有看到红蛋，也没有看到喜饼，辨不出到底是得了外孙还是外孙女，便将烟袋锅子在椅子脚上磕得山响。

④母亲坐在灶门口，一把又一把地添柴火，说：“我们农村人说‘会生儿的先生女，生女帮着引小的’，你们现在只能生一个，不用引小的，生儿子……”话没有说完，老公连忙告知：“女儿，我们生的是女儿……”

⑤吃过饭，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上山了。老公走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老公以为她是不喜欢孙女躲开了，我知道她其实是去栽女儿树了。

⑥老屋右边的山坡上是一片泡桐树林。硕大的叶子如伞如盖，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在阳光下叶子的细细绒毛染上一层金色，好像一团团绿绒毛娃娃在风中招摇。

⑦在老家，每出生一个女儿，大人都会种上几棵泡桐，为将来女儿出嫁开始筹备嫁妆。这些泡桐在我们当地就类似于绍兴的女儿红，所以我也把这些泡桐称之为“女儿树”。

⑧泡桐树生长速度极快，每过一年都会向上窜上一大截，等到它长到三五米高时，大人就锯掉它的顶，不再让它向上长而是让它长粗。

⑨这时，哪棵树打衣箱，哪棵树做衣柜，哪棵树做桌椅做盆，大人们都一一计算好了。泡桐的树板洁白细腻，又非常轻，打出来的嫁妆刷上红彤彤的油漆，精巧而又喜庆。女儿出嫁那天，抬出去的台数越多，娘家人越风光。

⑩小时候，最热闹最受追捧的莫过于看“新姑娘”了。老家对河是一条官道，我们经常会听见唢呐在河对岸吹出高亢的曲子，然后从山坳中转出一支长长的送亲队伍，红红绿绿的，在阳光下的山水中生辉。

⑪河的这边，每家每户的门洞里一定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蜂拥而出，穿着缀满补丁的破旧衣衫，光着脚丫顺着送亲队伍行进的方向边跑边喊：“快来呀，看新姑娘啦，看新姑娘啦！”于是，人越聚越多哪个是新娘子，哪个是媒婆，哪些是送亲客，哪些是接亲客……叽叽喳喳，争执不休地有大姑娘、新媳妇、老太婆。一会儿，人们又细数着新娘有“几台几担”的嫁妆，几口箱、几个柜、几床花被……这时，所有的女孩子都开始做从对岸官道走过的梦。

⑫我姐姐就是做梦的大姑娘之一。姐姐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和一双乌黑的大辫子，常常在样板戏的舞台上跃动。她还会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戴上顶针用兰花指的指尖捏着瓷碟边敲边舞边唱：“手拿碟儿敲起来……”

⑬每到过年时，团年饭后，姐姐总是组织我和妹妹拿出各自最好最新的衣服换上，然后跑到属于自己的泡桐树下去“摇泡桐”：“泡桐树，我的娘，你长粗，我长（zhǎng）长（cháng）……”我们使出浑身力气一边摇着树干，一边唱着母亲教我们的歌谣。姐姐的树已经粗得快抱不下了，更是摇不动了，她每次都让我们三个妹妹一起帮她抱住使劲摇。那时，我看见姐姐大辫子在风中飞舞，烈烈生风；会笑的眼睛里有光，如泡桐上晶莹的露珠。

⑭我不知道绍兴的女儿红在地下窖藏那么多年，长大的女儿们是不是真的在出嫁时都喝了它。反正我家的这些泡桐后来几乎都没有派上用场。

⑮姐姐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只留下属于她的那片落了又绿绿了又落的泡桐在风雨中。

⑯我和妹妹们后来也都远走他乡，不可能抬着泡桐嫁妆满世界漂泊。

⑰我们的女儿树依旧在老屋角的风中飒飒作响。

⑱如今，母亲又固执地在我们的泡桐园栽上了几棵小小的女儿树。我的女儿长大以后还能否记得在那偏远的乡村还有几棵属于她的女儿树呢？

（《散文百家》2018年第三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