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癖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本文有删改）

唐朝的韭菜

李汉荣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一千多年前，那个雨夜里的春韭，被杜甫保鲜在一首诗里，至今仍散发着清香。

诗为五言，句子精短，与韭菜精致的模样很般配。

我觉得，韭菜是自然的五言诗，五言诗是文化的韭菜。

我读过的唐诗，涉及写蔬菜或韭菜的，几乎都是五言，很少有七言或更长的句式。这很可能是因为，面对这娇小、精致的可爱植物，唤起了诗人们细腻、爱怜的情思，用五言这精致的样式，表现这精美的植物，是很相宜的。

这也似乎说明，在唐朝，韭菜，以及众多蔬菜，都是天然、本来的长相和品性。

蔬菜嘛，就该是朴素本分的样子，安静单纯的样子，露水盈盈的样子。这样子，才叫蔬菜。

假若杜甫老哥来到现代，来到我们的蔬菜地里，他一定十分惊讶：这是蔬菜吗？这不是一片杂木林吗？芹菜已疯长成灌木；莴苣正演化成芭蕉；葱虽然暂时还没变成芦苇，但已有了芦苇的个头；土豆已膨胀成杜甫喝汤用过的大土瓷碗；韭菜呢，五言诗的韭菜哪去了呢？这又高又胖、模样粗糙、神情张狂的另类灌木，是韭菜吗？一千多年没见，出落成这样子了？

杜甫老哥啊，你少见多怪了。一切都在变，菜地如何不变？假如你走进我们的文化菜地看看，你又如何不被惊呆？别摇头嘛，老哥。别的，你暂且别看，就看看那被你视为“文章千古事”的文章，就看看你一生钟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吧。如今，一个写手随便就日产万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一年制造十几部长篇，不难嘛，只需喝几杯咖啡，吸几口香烟，猛敲键盘，快速码字，滚滚泡沫就席卷世界的沙滩；写诗，稀松平常事，手起键响，键响诗成，一日千行，何难？回车键频频按，诗，就像那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滔滔滚滚源源不断，注入我们古老的奄奄一息的江河荒滩。你语不惊人死不休，呕心沥血一生，才写了一千来首，字数不够一个中篇，还不及写手们一天的产量。杜老啊。你太低产了。

这下，我得赶快告诉杜甫原委，不然老先生会被吓傻的。就这么一个诗圣，被我们吓傻了，我们对不起万古千秋。

是这样的，杜甫老哥：你在蔬菜地里看见的那颠大的、张狂的、疯长的、妖艳的、粗壮的灌木形状的蔬菜，都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催生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毒性很大，垃圾食物而已。

你在文化菜地(其实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看见的那泡沫翻腾的泡沫文化，那废水汹涌的废诗，也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大批量疯长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基本是废物。垃圾食物而已。

杜甫一脸茫然，摇着头，迷惑不解地走了。

和杜甫一样，唐朝的韭菜，包括那雨夜里的韭菜，没见过的世面太多了，没见过农药，没见过化肥，没见过增红素、增绿素、增白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只见过露水、月光、荷锄的农人，见过蜜蜂、蝴蝶、毛毛虫，见过低飞的燕子和菜地上空款款飞过的黄鹂、喜鹊、斑鸠、白鹭。

韭菜何其有幸，在那个温暖的春夜，韭菜，用它质朴、醇正的清香，接待了诗人和他的诗。

唐朝的土地上，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蔬菜，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诗。

你且看那韭菜——

朴素安详地，一根一根地，在露水和清风里，认真地排列着自己，把自己排列成诗。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与科技对艺术助力的震撼和艺术对科技批判的震惊相比，科技对于艺术的发威、震慑或制约是一种“含蓄的震慑力”。

现代社会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理性往往有条件转变为主流意识形态。那些脱离科学常识的艺术创意受到科技理性的严肃批判，被当成是迷信。在科技理性兴起之后，神话与传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它们是不可由同行复制并检验的。科技并不是以在幻想中征服自然力为目标，而是实实在在驾驭自然力。因此，当科技昌明之际，神话就销声匿迹了。与之遭受类似挤压的还有仙妖、魔法、玄幻之类精神产品。这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艺术历来被视为人类特有的活动、才能或产品。尽管如此，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不仅是那些需要学徒吃苦耐劳的艺术复制环节逐渐被相对轻松的数码加工所取代，那些需要真人演员通过涉险展示勇气与才华的角色逐渐被数码特效所取代，并且，那些本来仰仗天才、灵感、直觉、顿悟的领域也渐渐为人工智能所蚕食，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由人设计和应用的阶段，虽然在感知、记忆、应对、决策等方面显示出某种与人类智能相似的特征，但既没有自身需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动机、态度，也没有独立意志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仍然是人类的助手而已。不过，许多人早就预言上述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奇点”。这种质变是否会真的发生，只有历史发展才能回答。

如今，科技与艺术互动的平台已经不限国家，甚至也不限于区域性国家联盟，而是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组织。科技交流更多被当成硬实力输出，艺术交流被当成软实力输出，通过艺术展示科技实力（或者通过科技展示艺术实力）则构成了巧实力的一种形态。这类文化产品通常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仅推广了其意识形态，且展示了其科技水准，在精神层面对被输出国家的观众形成了某种震慑。在科技实力的裹挟下，艺术的交往功能可能被扭曲，自由精神可能萎缩，创新创造可能走上歧途，不仅无助于人类形成和巩固命运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加剧当下不同文化与文明、不同民族与种族、不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对立和冲突。

科技理性对于艺术感性的制约、人工智能对于艺术角色的取代、科技实力对于艺术精神的裹挟，体现了科技对于艺术的震慑。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博弈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心理来说堪称举足轻重，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我们希望这种博弈是非零和性质的。

（节选自黄鸣奋《信息时代科学与艺术互动的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