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失眠  

张晓风

他落榜了！一千二百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啊！竟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那两个字。

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划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惭沮丧。

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股，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

船行似风。

江枫如火，在岸上举着冷冷的爝焰，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

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该睡觉以便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士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

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被什么东西啮食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并且眼睁睁地看自己的生命如劲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它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啊！

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惟有他，张继，睡不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

起先，是睡眠排拒的他。（也罢，这半生，不是处处都遭排拒吗？）而后，是他在赌气，好，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来为自己验伤，有何不可？

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乌啼，粗嗄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黯淡了。江岸上，想已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亦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凄绝。

在须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淡少年的容颜。

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的，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福气去睡眠的一个。

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庙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美丽，但钟声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既然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二十八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二十八个字在他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根植于土司制度之中的。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

土司有专门的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但要归地方行政长官统一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系之内。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未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区。土司制度带来了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往来。其特殊的管理模式及相关的依赖交流机制、世袭制、等级制构成了土司制度与文化的鲜明特征。土司制度推行了六百多年，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首领的双方认同。一方面地方首领表示“归顺”“向化”，希望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在不易派官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寻求代理人。因此，当土酋“归顺”，朝廷即授以土司之职，通过颁发敕书及官印，使其成为可以世袭的朝廷命官，并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而中央政府也经常征调土司兵作战，或抗击外寇，保卫疆土；或镇压内乱，稳定地方。明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明廷就调集了大量土兵。因此，土司制度是一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同时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管理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也为日后的郡县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与其他国家中由少数民族统治的行政中心更多体现其强势的当地民族特征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土司制度创建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即在行省之内实行双轨制，既有流官管理的府州县，又有土司自治的地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是体制的稳定性。土司制度推行长达六百多年，虽经三个朝代的更迭，这一政策仍得到有效的实施，其基本点在于维持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其二是政治运作的协同性。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该地区少数民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的和济与协调的。它的运作，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继续保留、发展，形成了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承。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设土司，不强求那里的少数民族剃发易服。从制度层面上说，土司制度也许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摘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4期，有删改）

一位震惊法国的中国人

沈大力

“几年前，一个穿民族传统长袍的中国人在大歌剧院广场穿行，他就是陈季同将军。一辆大马车猛冲过来，差点将他撞翻在地。车夫口吐不堪入耳之辞，对他恶语相加，但一听对方反唇相讥，不禁惊呆了。那个‘天之子’竟然用最纯正的巴黎口音和土语回敬他道：‘滚开，啈!苟狸侬!’此事件轰动一时。”

这段寻常逸闻当时之所以在法京引起轩然大波，传遍大街小巷，是因为陈季同脱口而出“苟狸侬”一语，凛斥歧视黄种人的法国车夫。“苟狸侬”一词本是19世纪一个车夫的名字。此人因与两位乘客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二人杀害，后被判处死刑，恶名流传后世，变为人们对车夫的蔑称。一个中国人竟然说出只有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语，可见其对法语掌握程度之深，怎能不令自视甚高的“巴黎佬”们惊讶。再者，拿破仑三世麾下的骁将库赞·蒙托邦曾于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在中国的八里桥击败满清军队，被授予“八里桥伯爵”头衔，让法国殖民主义者趾高气扬。法国人根本不把“东亚病夫”放在眼里，动辄信口雌黄，称中国人“愚蠢”，种族主义气焰嚣张。今有一个中国人在他们的京城闹市一身豪气地应对傲慢的西方白种人，怎能不让颐指气使者瞠目结舌，视为异常。

陈季同事件也震动了法国的有识之士。《吾皆知》杂志承认自己还有所不知，顿悟世态突变，在报道此新闻时为其《天之子降临大地》一文配了一幅插画，绘出一个中国人从地图上面崛起，吓得西方一群红男绿女狼狈逃窜。这幅画下面印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们长久以来以为永不会苏醒的沉睡者突然醒来，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欲一下甩掉趴在他身上、靠他的财富过活的寄生虫。”

陈季同在巴黎的这一表现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尊严，尔后的西方来华者莫不“交口称季同”。这位满清政府的驻法国外交官虽受制于清廷重臣李鸿章，但毫无其上司对西洋人或东洋人的软弱，而是不失肃祗，独立不可侵犯。陈季同时任中国代理驻法公使，兼任驻比利时、奥地利、荷兰、丹麦四国参赞，履行公务跟西方外交界接触，出入欧洲大都市上流社会。他总身穿华服，风度儒雅，引众人肃然起敬。然而，最令他遗憾的是洋人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觉得他们管中窥豹，形容说：“碰上一个矮子，就写道：‘在这个国家只见到矮子，就像到了格列佛笔下的矮人国’。”为此，陈季同跟一位法国文士蒙第翁合作，撰写了《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这些作品在欧美传播开来。陈季同以强烈的民族尊严感，亦不乏幽默地描绘中国社会风俗，表现中国人的内心，并以敏锐的洞察力将之与西方文化进行一番比较。陈季同遵循“尊而不侵”的原则，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信守“知己知彼”的原则，于戊戌年间向《孽海花》作者、法国文学翻译家曾朴表示：“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

陈季同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活动中竭力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他在巴黎生活长达16年，娶法国女子为妻，但始终没有“全盘西化”，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一个中国儒士的风骨和气节。据传，一个英国女子对他爱慕至极，到了要找其法国妻子决斗的程度。然而，清政府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嫉妒陈季同的才华及其在欧洲所获美誉，借其在法国和英国因办理北洋债务欠巨额款项一事，上书李鸿章，将其革职返乡，陈季同一贫如洗，于1907年含愤辞世。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