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像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没有刻意经营，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果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那么，对李杜的认知是容易出偏差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名的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在《醉赠张秘书》中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在《调张籍》中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做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稹、白居易末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张籍《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中的这种意境，也是从李杜得来的。韩愈对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中唐时期可与元稹、白居易、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像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像元稹、白居易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始人，但受《文选》影响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水记，显然从哪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他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淡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横被压抑，怨愤之情处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与陶诗相比，相当于山水记与《水经注》里的写景文相比，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摘编自《范文澜评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特点和成就》）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 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 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囯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 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刮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木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子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已》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情感、激越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