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化全球多元主义

①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也进入全球化境域。在前一种全球化中，中国自强不息，很多时候是获益的。但面对文化的全球化，却是我们要警觉的。因为欧美的强势文化，会遮蔽我们民族很多优秀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简单地强调我们民族的东西，提倡多元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个文化的全球境域中，情况已经十分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全球多元主义。

②这种多元主义就是要把各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来当成一种全球资本扩张的工具。我打个比方，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品牌，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文化符号高举在前面的。比方说麦当劳、肯德基等，这是跟中国饮食传统毫不相干的美国快餐。但是它们现在炸油条，卖稀饭。麦当劳前任总裁说，我们就是要把各个地方的本土文化，结合在我们产品里头，成为一种多地方主义。这种麦当劳的多地方主义，就是要“吃”掉全世界。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习惯了这种口味，将来吃油条，他会到美国快餐店去吃油条，甚至认为那才是正宗的中国油条味道。

③再好比电影《功夫熊猫》。这个功夫熊猫身上中国真正的武侠精神并不多，更多的是美国街头的嘻哈精神。再比方说，电影《阿凡达》拍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它里头吸收了很多东方泛灵泛神的思想，那些山水、那些景色，充满了中国的元素。但是我们要警觉的是，它所有的东西包装的都是美国式的家园观，最后还是那种西方式的救世英雄从天而降拯救濒临毁灭的家园。

④在这样的全球环境下，我们当代文化怎么办？再把门关上？做不到！老百姓也不答应。我认为，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我们主体的创造力量，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所谓主体精神，是指我们这个民族在创生新事物的时候，那个根源上的东西。它包括中国传统的智慧结晶，也包括100年以来我们吸收的西方优秀的成果，以及今天还涌现在我们生活中具有深度的思想精髓。

⑤如果这一点没有挖掘好、看护好的话，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文化只当作一种旅游商品去展销。如果这样的话，外国人会替你来卖：他的功夫熊猫替你卖，他的阿凡达替你卖。就像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那里充满了所谓的全球风情，有的酒店风格是埃及文化，有的是东南亚文化，有的是威尼斯文化，但精神只有一个，美国式的“胜者王”。

⑥文化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的果实很难量化。文化不可以治病，但可以养心，像细雨润物般养成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心灵。所以，文化的质量，在于它恰到好处的品质，而不是简单做加法。我们不能一味注重文化成果的数量，而是要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探寻与建设真正代表我们民族文化与尊严的东西。

“人民诗人”吴芳吉

史飞翔

吴芳吉这个名字今天已鲜为人知，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五四时期”享誉诗坛的“人民诗人”“爱国诗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吴芳吉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群众困难，揭露社会矛盾，真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追求和意愿。吴芳吉诗歌的特点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他创作的《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蜚声中外、脍炙人口，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赞誉。吴芳吉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婉容词》等被选入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祖籍湖北，后举家迁往重庆江津县德感坝居住。吴芳吉幼时即天资聪颖，机敏过人。3岁时，母亲刘淑贤授以《诗》，能背诵《周南》《召南》各篇。10岁时父亲蒙冤入狱，吴芳吉一路跋山涉水从江津来到重庆，替父申冤，厅堂之上他落落大方、有理有节，其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令办案的法官深深折服，于是送父子俩回家。此事在重庆一时传为佳话。13岁时，吴芳吉创作了1000多字的读后感——《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老师用石印印刷全文，在江津各学校散发，一时洛阳纸贵，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誉满江津，被称为“神童”。

1911年，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学者，一代国学大师的吴宓教授，同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分在一个班学习，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12年，四川籍同学何鲁与美籍教师发生矛盾，吴芳吉被选为代表与校方斗争，因拒绝写悔过书，被开除。离开学校后的吴芳吉无处可去，只好流浪街头。后来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免费提供食宿，于是辗转前往。此后，在好友吴宓的劝说下，吴芳吉返回四川老家。回家后，吴芳吉先后任职于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师，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校对，永宁(今叙永)中学教师，上海《新群》诗歌编辑，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教书，西北大学教授，沈阳东北大学教师，成都大学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江津中学校长等，期间还创办重庆大学。

1919年7月，吴芳吉从永宁中学回乡，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慨然加入朱近之等人发起组织的白沙学界联合会，组织游行，发表演说，积极投身革命。与此同时，他创办《场期白话报》《场期讲演》，发表《明月楼述》《护国岩词》《两父女》等诗作，教育群众。这些诗作感情真挚，音调婉转，广为流传，吴芳吉在诗坛上的地位从此奠定。

此后，吴芳吉用如椽大笔写下了《儿莫啼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著名诗篇，揭露军伐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吴芳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爱戴，人们亲切的称他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尤其是他的“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更是享誉华夏，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

1932年4月，应加拿大友人之邀，吴芳吉赴重庆大学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并现场吟诵新作——颂扬19路军的《巴人歌》。身患感冒的吴芳吉激昂悲愤，声泪俱下，难以自制。不料竟因劳累过度引发肺结核旧疾，当场昏倒，不省人事。

1932年5月9日，一代诗人吴芳吉溘然长逝，享年36岁。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中，将游戏障碍添加到成瘾性疾患中，引起关注。如何分析游戏成瘾的成因，并制定对策，这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光靠强制戒断的方式所能解决的。游戏具有强烈的交互性，玩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而是可以直接走进幻想空间，以自己的行动改变游戏结局，这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烈吸引力。因此，创造与掌控，是游戏魅力的关键，也是理解游戏成瘾的钥匙。

今天的成瘾研究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三个角度切入，认为成瘾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与教育的因素在国内未成年人的游戏成瘾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高强度而又较为单一的学习模式，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心态，进而在游戏中寻求逃避。社会流动和竞争压力又会产生父母与孩子分离的现象，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也更容易向游戏寻找心理安慰。当父母怪罪孩子沉迷游戏时，其实应该好好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我每天有多少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时有共同分享的快乐吗，孩子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我对于这些问题又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网络、手机、游戏，这些新媒体都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容易令人上瘾的可能性，但新媒体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个人、社会、时代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成瘾原因，及其与新媒体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游戏厂商需要在游戏中建立防沉迷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游戏在娱乐、社交、认知、情绪释放等方面的优势，在教育过程中融合进游戏元素，寓教于乐，让教育本身变得更主动，更活泼。

把数字化新技术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为家庭搭建更好的亲子沟通、亲子娱乐的网络平台，开发更适合孩子成长的游戏，这是解决游戏成瘾问题更好的努力方向。比如风靡世界的一款教育游戏让孩子使用绘图工具画出各种部件和场景，内置学校各年级相关教学案例，几乎可以模拟教科书全部物理现象，让课本内容变得生动直观。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也表明，电子游戏能给大脑功能带来积极改善，如提高注意力、增强短时图像记忆力、使人在不同任务之间转换更自如，这些大脑的高效状态如果能与需要专注和想象力的严肃工作进行结合，就能更好地提高效率。

康德、席勒、斯宾塞等思想家早就阐发了游戏的意义，他们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可以帮助人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进入自由与审美的境界。今天，游戏与技术日益融合，技术打开游戏的可能，也释放人类的游戏天性，使游戏成为重要文化现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更需要认识人类的发展与游戏的关系，在游戏与学习、教育、工作乃至社会治理方面寻找结合点，把人的游戏本能通过新的媒介形式转化为创造与进步的动力。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