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用作神祇义，在周初史料中已相当普遍。据顾立雅统计，《周易》中有八次；《诗经》中有一百零四次作天神意，而“帝”或“上帝”只有四十三次。《尚书》的“周诰”十二篇中，“天”为神祇义，出现了一百一十六次，而“帝”或“上帝”只出现二十五次。顾立雅选用的金文中，天凡见九十次，“帝”或“上帝”只见四次。金文中“天”字，大部分（七十七次）用于天子一词中，三次为皇天君或天君。纯作“天神”之义者仍四倍于“帝”出现的次数。

由自然的天发展出的“天神”，其性质当然不能与祖宗神的“帝”相同。脱开祖宗神型的“天帝”，以其照临四方的特性，如前文所引《诗经》诸例，是公正不偏的裁判 者，决定地上的统治者中孰当承受天命。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举《周诰》《大雅》的“天命 靡常”观，称之为人道主义的黎明。《周诰》之可信诸篇，发挥商丧天命，周受命之说甚详，反反复复不外说明商先王何以保天命而商后王又何故失天命，以及文王何以又集大命于其身。 一方面 告诫殷遗，一方面勉励周人，使知创业艰难，守成也须兢兢业业。《酒诰》则更由夏、殷交替为例， 引申出天命惟在民命的历史法则。 傅斯年以为周人倒并不只以天命为宣传，而对自己子孙及百 姓也谆谆告诫，要他们明白一切固保天命的方案，皆在人事之中。傅斯年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佞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 为惟德之用”。

这一人道主义的萌芽，一方面肯定了“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人事”的作用。从此以下，中国的朝代更易，必须引征天命。然而，“天不可信，我惟宁王之德延。”（《尚书》）“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酒诰》）则又将天命归结为人主自己的道德及人民的支持程度了。 这是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迥异欧洲中世纪时王权来自神意的观念。

这一思想上的大革命，当可称为中国文化演变中一个极重要的事件，不仅安定了当时，而且 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的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摘编自许倬云《周人克商：中国”天命”与民意结合的开始》，有删改。）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丰富、有待进—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而不应仅局限在艺术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爙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经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会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踏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西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呈现，靠其演出行为形成艺术作品，实现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符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材料一：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将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有效配置，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也面临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信用机制尚不健全，治理手段跟不上发展形势等问题。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妥善处理创新发展与有效监管的关系，保障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不同行业的共享经济发展模式有不同特点，具体监管活动应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对于涉及乘客人身安全的问题，监管部门可以要求网约车平台采取更为有效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在资金融通的P2P平台上，对于非法集资、欺诈公众的行为应严厉惩处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1日）

材料二：

2013—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及预测趋势图“共享经济”规模（亿元）

(图表出自《2020-202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深度评估及前景评估报告》2018年）

材料三：

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了百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共享单车为例，它的出现解决了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使得都市中原本已被边缘化的自行车重回人们生活中。对于公共交通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拥堵。而共享汽车、共享玩具等的出现，有利于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次调配，让大众廉价地共享这些资源。商品经济发展、互联网技术成熟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促进了人们对人和物关系的观念发生改变，人们更看重使用而非占有——而这正是共享经济出现的内驱动力。

另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的困局仍然待解。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当前泛滥、堆积造成的资源浪费恶果已经形成。据统计，去年共享单车的投放量达到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30万吨废金属。其次是维护问题。私占、私藏、恶意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相关运营平台在起初执行的“重扩张、轻维护”的运营思路，导致对共享经济运营模式的探索并未出现大的突破。如何维护也成为困扰当前共享经济生存的大问题。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有效应对共享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企业应该承担好主体责任，切实履行创新责任，不能只致力圈钱。政府应该建立新的监管规则体系及法律保障体系。

在未来，共享经济将不只是共享单车、汽车、住房，更多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思维，这需要社会信用体系、规则、秩序等“公共品”来支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9日）

材料四：

共享经济在受大众追捧的同时，也频频爆出种种风险问题，如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用户信息被过度采集等等。如何处理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顺风车风波”之后，滴滴出行“掌门人”程维认为，“我国现行政策以及各地细则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建议研究对网约车实施分类监管”。

用户信息也存在被过度采集的情况，一旦数据发生泄露或被不正当利用，将会损害用户权益。对于这种情况，不能因为可能存在用户信息过度采集的现象就否定共享经济对诚信社会建设的贡献，关键是要明确共享平台在诚信体系建设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抓紧制定有关法律法规。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