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它是由中国方块文字生发出来，凭借视觉语言，通过线条技巧、字体样式、章法布局和风格特征来抒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它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终极追求。

传说在黄帝时代仓颉创造了文字。从字体的演变发展来看，中国文字大体经历了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春秋战国时期金石竹帛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至今的楷书等六个阶段。从字体的审美角度来看，汉字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篆、隶、楷书，它们结构均衡内敛，如雄兵列阵，壁垒森严，具有静态美；另一类是行、草书，它们结构欹斜飘展，如花飞花发，云卷云舒，具有动感美。正如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指出的：“书凡两种：篆、隶、楷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正是汉字深奥玄妙、变化多端的形态，扩展了我们对书法艺术摹写和创作的审美维度，由此产生了中国历代的书法大家。汉字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创作已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常态，出现了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群体。历经唐宋元明清时期，欧阳询、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邓石如等众多书家群星灿烂，他们留下的作品也成为后世临摹和借鉴的典范。

正如古希腊艺术遵循“黄金分割”一样，汉字也有其独特的造型规律和结构组织。故而在书法的表现上，历代书家都注重字的形体结构，遵循一定的法则。所谓“点画调匀，上下均平”“左缩右伸，画短直长”就是对书法形体构造很好的概括与归纳。当然，书法单纯地追求稳妥、均衡和秩序，易导致法度森严，压抑人的情感，束缚人的创造。因此，精神上的审美追求构成了书法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自书法艺术产生以来，历代书家都强调书法创作是情感的抒写过程，是对自然理想化的摹写。他们在书法临摹与创作过程中，注重心灵的感受和精神的追求。据《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仰天”与“俯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代书家的文化性格特征，甚至直接被用来作为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从汉唐时期开始，书法又始终围绕着“载道”这个轴心。《说文解字》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这是中国文字独有的精神审美所在。

中国古代书家在创作中灌注了精神上的寄托，企图以此获得心灵上的自在。他们在作品中追逐书法个性的张扬，试图达到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境界。如钟繇的《宣示表》结体自然，沉雄浑厚；陆机的《平复帖》古朴秀美，潇洒随意；王羲之的《圣教序》风流高华，俊逸清新；米芾的《蜀素帖》不激不励，雍容大雅；王铎的《草书诗卷》恣肆奇崛，参差错落……所有这些伟大作品，无不以意蕴深醇、风规自远感染并浸润着我们。

（取材于罗中玺的《书法的审美意识与评判标准》）

材料二

当代书法是从传统文化的“断层”“决裂”中走过来的。传统士阶层的消亡，社会文化土壤的改变，促使书法与其实用性逐渐剥离，使其艺术性更显纯粹。20世纪以来，殷墟甲骨、武威木简、楼兰文书、敦煌经卷等丰富的书法文物的出土，改变了传统书法史的叙述，也改变了书法审美、书法品评的标准。在此背景之下，“民间书法”“艺术书法”“学者书法”“现代书法”等流派纷纷登场。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与相互影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古老的中国书法即使再“艺术”，也不能关起门来无视“窗外的风景”。何况，中国文化向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有吸收、融合一切外来文化的气度与能量。一些当代中国书法作品在装饰装潢等方面就汲取了西方艺术的灵感。这些既是传统的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境遇，也是书法品评标准“多元化”的表征。

虽然“多元化”是当代书法的一大特征，但书法品评也存在着共同的标准，那就是品评的“视觉化”。“视觉化”将依附于书法中的非书法因素（如创作者的道德情操、社会影响等）进一步剥离，可以说是更“本体化”了。“视觉化”特征的不断强化是基于这样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即展览成为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的主导力量，书法艺术已经从传统的书斋式进入了现代展厅式的艺术语境。在书斋语境下的书法品评，注重的是作品与作者的合一，甚至更关注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因素。例如，在领会了颜真卿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精神之后，再来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会更深入地体会到其中大气磅礴、雄浑豪迈的气势。但是在展览语境下，作品是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人的因素隐逸于作品背后。而且更多时候观者与作者是分离的、陌生的，观者只对作品品评，可以说是针对作品的纯形式品评。尤其在竞赛性展览中，品评是通过作品而认识人的。

“视觉化”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书法作品欣赏方式的变化。传统书斋式的书法欣赏与品评大多是文人间的展玩、交流，对其展玩的过程更感兴趣，书法作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媒介。例如，古人欣赏手卷的方式是从右往左看，如同我们阅读古书一般。观看时每次从圆形木轴那侧展开，看过的部分暂时先松散地卷在手卷的木条周围，欣赏时每次展开约一臂的长度。在欣赏完之后，观者需要从后往前、一段一段地将手卷再卷回去。当然他完全可以只是迅速而机械地回卷一遍，但有些鉴赏家更喜欢在回卷的过程中从左到右反向欣赏一遍，且不时地停下来回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细节。现代展厅语境下的书法品评则是“看图式”的，观众对作品一览无遗，并没有机会亲自展开作品慢慢欣赏。当代书法品评与展览关系紧密，学书之人莫不口言展览。展览的兴起，评选机制的逐步完善，更加突出了品评书法以作品说话的特征。

总之，当代书法品评标准的“多元化”与“视觉化”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近年来在重要书法展评中，多次强调了对貌似个性张扬实则书写技能低劣的“丑书”的批判；利用高科技手段丰富了书法作品欣赏的方式；增加了现场面试作者的要求，重新强调了对作品背后人的因素的重视……可以说，传统书法品评正在做当代的回归。

（取材于梁文斌的《书法品评的标准问题》）

①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纠结“媳妇母亲同时落水”的问题。这个难倒了大批中国好汉的问题，如果拿来问问老外，比如美国人，回答很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选择另一半。

②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家说，因为中国人离不开妈妈，就像我们离不开自己。

③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者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00具有“自我参照效应”，也就是说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00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00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实验中，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在“自我参照效应”实验的经典范式上再增加了母亲参照条件。比如问“‘勤劳’一词适合描述你的母亲吗？”通过类似问题让参与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勤劳”这个词汇和母亲联系到一起。所有被试者通过类似方法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再测验其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记忆材料与母亲挂钩时，其记忆成绩与自我相联系的一样好，两者都优于其他条件下的成绩，包括名人作为参照条件。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不仅与自己相关的事能记得更好，与母亲这一“重要他人”相关的事也具有相同的记忆效果。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者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④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母亲的情感”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陌生：在我们幼时的回忆里，往往离不开母亲的身影；当男孩长大后，尽管在外面呼风唤雨，回到家里还是母亲的孩子；甚至问及奥运冠军“最想把奖杯送给谁”时，母亲也会是得票最高的。

⑤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般来说，“自我”包含了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在文化心理学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她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因此可以推测，对美国人来说，就算是母亲，也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放在心上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男人与美国男人对于“两个女人同时落水问题”的反应。西方文化鼓励独立和个人价值，尤其是成年个体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和影响力会主动降低，理性的美国人会选择对今后生活重要的人。而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出于伦理或是情感，母亲早已是 “自我”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并且不具有可替代性，很难舍弃。

⑥从上面来自行为实验的研究可见，文化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影响真那么确凿，那么在中国人的大脑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自我表征的神经生理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者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⑦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还是中国人的大脑比较特殊呢？为此，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香港人。在研究者提示了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 “深入骨髓”。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的自我甚至会根据文化情境转换：有时候母亲像是“路人甲”，有的时候又与母亲“形影不离”。

⑧总之，可以看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密不可分的成分。这说明，中国人把母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算是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母亲更依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