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人们往往会讴歌“企业家精神”，但却排斥“自利”，殊不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利驱动的，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得回报时，他就难有激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就要肯定人的自利。

②人都是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企业家当然也不例外。个体的自利动机既有可能是想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有可能就是想多赚钱，我们不能对这两种“动机”加以区分，事实上也是难以加以区分的。不同的自利动机都有可能促成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不能看他的动机，而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承担风险，具有创造性和判断力等等。

③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家越是自利，越有可能发挥才能。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努力服务好消费者，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赢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是使得企业家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既然企业家为他人创造了财富，那么有机会获取利润回报也是自然而然的。

④从广义上说，“利他”也是一种“自利”，因为利他也是使自己得到更大满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关心企业家的动机究竟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而是要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的规则。正当的规则保障企业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自利产生公共利益”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便成为规则。货币、语言和法律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规则协调个体的行动，把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

⑤在这些正义的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产权制度”。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得到体现，实际上，正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使企业家承担风险，也获取相应的回报。假如没有人为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严格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理的产权制度会把企业家的自利和企业的发展协调起来。假如一种制度鼓励企业家付出，但剥夺他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

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肯定企业家的自利，在产权设计上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收益权，会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不仅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朱海就《企业家精神与自利》）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

朱文雄

在艺术欣赏中我们常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品似乎每一个细节都很微妙，感染力却并不强烈，有的作品似乎某些局部平淡无奇，通篇的效果却相当耐人寻味。可见，创作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细密是必须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否则可能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清人刘熙载在论及诗歌创作的诀窍时说过：“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这一辩证的哲理。

明代才子唐伯虎的一段轶趣颇能旁证刘熙载此语的精辟。有一次唐扮作叫花子游虎丘山，巧遇一群商人举行文酒会，便上前要求唱和。商人们有眼不识泰山，竟想戏弄他，就递过纸笔。唐先写了个“一”字，商人摇头。他又写了个“上”字，商人们大笑起来。唐说：“我写诗一定要喝酒，你们能让我喝点儿酒吗？”商人们回答：“你要是真能写诗，就让你喝个够，你要是不会写诗，趁早滚开！”就给他斟上了酒。唐喝了一杯，添了“又一上”三字。商人们气坏了，喝斥道：“这叫诗吗？”唐见玩笑开得差不多了，才一口喝干了第三杯酒，一挥而就，写成一首七绝：“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把商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显而易见，孤立地看，这诗的前两句不仅不妙，而且粗陋之极。只是由于诗的后两句落笔惊人，别有洞天，全诗就出乎意料地微妙了。在这个完美的整体里，那似乎不妙的两句诗，真正巧妙地起到了使全诗“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是令人神远”的作用。

作诗不必语语微妙，从事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亦大可不必处处微妙。举凡造诣精深的大师，都深谙此中奥秘。因为艺术创作最忌平均使用笔墨，而不苛求处处微妙，正是克服平均使用笔墨的好法子。南宋的梁楷作画惯用“减笔”。他的画虽然笔墨精炼到不能再少，但亦该妙则妙，该拙则拙，不讲究笔笔微妙。以其最有代表性的《太白行吟图》为例，纸上的李白，头部毛发与五官画得较为具体，甚为妙趣；衣服则寥寥几笔，不堪妙言；而脚部却不合比例，似乎谁都能画。然而，静观细嚼一番，李白豪爽洒脱、恣情汪洋的神态却呼之能语，被“梁疯子”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了。不处处求微妙，却收到了相当奇妙的艺术效果。

与此相反，倘若创作者一味企求“处处微妙”的话，作品的整体倒可能“便不微妙”了。道理在于，就艺术创作的要求而言，一件作品的艺术生命只有一个，作品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必须服从整体的构思，使作品的“华彩乐段”自然突出，主旨凸现，更能展示作者欲强化的境界。假如不顾整体，恋恋于细枝末节的精雕细刻，作品的主题就可能被淹没，被冲淡，整体的效果就会受到损害。这样，尽管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艺术感染力却相对减弱。从这个角度来看，罗丹毫不痛惜地挥斧砍掉了巴尔扎克雕像的两只手，确是大师高见！这又形象地启迪我们，艺术上的得失是相反相成的，微妙与不微妙是在对立中统一的。能够佯作不妙求得大妙者，是技巧上成熟表达的标志。当然，这不妙处要求创作者对生活有真切的感受，具备娴熟高超的表现技巧，否则，又可能在创作中出现从局部到整体的彻底败北。

处处微妙，便不微妙。如十九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派大师安格尔，在绘画上是精细到连手指上的汗毛也要画出来的，但他也指出，塑造人物不要只抠细部，首先必须注意整体。经验早已证明，忽视处处微妙是手段，力求整体微妙是目的。这里的所谓“不微妙”，乃是巧中之拙，拙内含巧，是最能体现创作者构思精到的绝妙处。

文化遗产如何既保护好，又利用好，从而更好地传承，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对那些来自民间的一直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手工艺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有必要加以适当改造，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重新融入当代生活。

文化遗产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对当代人来说，不仅要看到其外在形式，也要看到其内在的光华。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在，很多非遗技艺的用途范围大大缩小了，因为它们多属于特定的农耕时代。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物件有可能会从生产劳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出，但退出的可以是“形”，我们不能让内在的“魂”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一起沉入历史的深处。其实，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它照看传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任何文化都是有根的，这些根脉里深藏着人类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懈努力的足迹，记录着文化的起源和文明的进程，这些精神印迹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四川有位竹簧艺术非遗传承人，在一双筷子上雕出一对华表。竹子质地没有玉石坚硬，很容易雕烂，没有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本领难以完成。但传承人熟练地运用圆雕、空雕、浮雕等技法，把竹簧艺术的精妙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把蟠龙的形制，以及须发、五官、鳞甲等细节逼真地呈现出来，传承人不惜花费一整年的时间来雕琢它。这是一次技艺的展示，更是对工匠精神的完美演绎。非遗之所以能够传到今天，是因为后一代匠人都不甘让前人的技艺在自己手中耗损掉，他们守住了一门手艺的初心，他们可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但每件作品背后都映照着一个专注、心无旁骛的身影。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着的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永不会褪色的价值。以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雕版印刷技艺为例，虽然有些出版机构还用它出版线装书，但数量已经不多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早已让位给铅印技术和激光照排。然而，如果我们了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历史，会从中得到丰厚的精神资源，值得让现代人学习。比如福建建阳，为什么在宋代会成为中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当初这里是穷乡僻壤，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看，当地木材匮乏，没有任何优势，然而，建阳人因地制宜利用嫩竹做纸；除了印制大开本书外，还开发了大量口袋书，印制通俗小说、蒙学读本、医方等，打开了市场，并开辟了新的运输渠道。当年建阳雕版印刷业的辉煌之道，让人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因地制宜、与时俱化，不断求新求变的内在追求。

遗产传承下来，更要把蕴含在其中的工匠精神和文脉延续下去，使之真正成为当代文化和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陆绍阳《珍视文化遗产的精神之魂》，201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