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分门别类，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为求研究的便利，并非说各门之间真有深渊相隔。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但我们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凡是有划时代的贡献的人，没有一个是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这些人既是专家，又超过专家；他们是通人。。

假定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与仪器及实验品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这样的人，可被推崇为大科学家，但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其精神上之残废就与身体上之足跛耳聋没有多少分别。再者，当今学术的专门化，细目化，各有专家。而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并且必须做“人”。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

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今日大学各系的课程，为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课程不是根本不设，就是敷衍塞责，而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大部课程在我们只有本科的大学内反倒都可以找到。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当然难以再求旁通。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 谈不到，广泛的博通 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确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并不算少。但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则难如登天。当下各种学术都过于复杂深奥，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二十一世纪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有趣的时代，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可谓空前；生今之世，如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我们何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运用地图、指南针等进行导航。那么，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情况下，人的大脑又是如何“导航”的呢？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1970年，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大鼠做实验，在大鼠的大脑海马区发现了位置细胞。他们把电极记录器安置在大鼠的海马区，然后让大鼠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自由活动。他们发现，当大鼠活动到房间的特定位置，特定的位置细胞就会兴奋。这好像给予了每个位置一个记忆，这样大脑就记住了曾经到过哪些地方。有趣的是，当把这只大鼠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它会自动地将新房间的“地图”重新绘制一遍。这样，相对有限的大脑皮层细胞就可以记住不断出现的新鲜环境了。科学家通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仪对人的脑部进行扫描研究，证明人脑的海马区同样存在着“位置细胞”。

研究人员对这个发现十分欣喜，但他们也意识到：除位置细胞外，大脑海马区必然还存在着起其他作用的“导航细胞”。

到了1980年，纽约大学的科学家终于发现了期待中的另一种导航细胞：头部方向细胞。这些细胞能够辨别头部朝对的方向，比如当头部朝向北方的时候，一组细胞会兴奋；而头部转向南方时，另一组细胞兴奋。方向细胞并不是利用磁场也不是通过单纯的外界刺激输入来感受方向的，而是通过前庭系统来实现其功能。这个系统能够负责身体的平衡，综合眼睛、关节和内耳的信息，方向细胞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系统来产生特定兴奋的。

但是，只有位置定位和方向感知还是不够的。如果在两个地点之间有多条路线，大脑是如何选择的呢？这就需要后来发现的第三种“导航细胞”——网格细胞。

直到2004年，网格细胞才被亚利桑那州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他们把大鼠放在一个比普通实验房间大一倍的实验室内，成功地发现了网格细胞独特的兴奋方式——正三角形网格兴奋。兴奋的细胞呈正三角形分布，其作用类似于地图中经线和纬线划出的正方形格子，将环境的位置标记到大脑中。

那么，这样的网格型兴奋是如何帮助我们找到方向的呢？简单来说，网格细胞的作用就是通过类似经、纬线的网格模型，建立坐标系，让所有的位置信息都可以坐标化，并告知我们已经行进了多远。虽然网格细胞可以给所有信息一个坐标，但是将这些信息长期保存还需要大脑海马区记忆储存功能的配合。

这些“导航细胞”各司其职，又紧密协作，共同构建了大脑的导航体系，为人类实现自我导航奠定了坚实基础。

（取材于《光明日报》，有删改）

人的喉咙发音长短、高低，与人的呼吸有关。人不能不喘息，发音也就不能不间歇，语言也就不能不有所停顿。在说话时，不一定必到意思完整时才作停顿，而是在气力不能继续下去处即作停顿。在习惯中，语言完整处的停顿固然叫作“句”，而气力不济处的停顿，也叫作“句”，有时候后者被应用的次数，还远远多于前者。习惯有“上下句”之说。凡说到“上下句”，即意味着仅仅一个“上句”还不够，而须有“下句”接配才算完整。虽然如此，但绝不能因此便断定那个“上句”不算一“句”，或说不叫作一“句”。顾名思义，既叫“上句”便是承认它是个“句”，只不过“上”而已。而五代时王定保在《唐摭言》卷六中记牛僧孺一事。牛携所作文章谒韩愈、皇甫浞。“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大欣赏之。”韩愈所说的拍板，当然不是仅指木板工具，而是兼指木板所具有的作用。而牛僧孺所答，则是侧重指其作用，也就是指拍打的节奏。音乐的节奏既可名为“乐句”，那么语言的停顿，又有何不可称为“语板”？我们知道，音乐有板有眼。有板板连接的，有一板一眼的，有一板二眼的，有一板三眼的，都不出乎四拍。虽有的是五拍的，如昆曲常在三拍处叠一拍，这与军乐鼓点相同，但那紧叠的两拍，实仅占四分之一，合其前后，仍是四节。

为什么四节为止？从生活实际说来，再多就接不上气力了。人的气力有限度，那所发出的声音也必与之相应。我们反观汉语的现象，一个停顿之前，即一句之中，无论字数多少，都会在快慢速度上加以调剂，甚至切成几逗。即使争吵，仔细去听，总有节奏。

节拍并不都与字数相应，念着容易上口也容易记忆的歌诀之类，最少的是三字句，如《三字经》。其次是四字句，不但“关关雎鸠”“天地玄黄”通行不绝，试翻开现在所编的许多《成语词典》中的若干成语，都以四字的为多。五言、七言更是诗句的常态。六言是两个三言成三个两言，八言常是两个四言。拍着板来念，快慢随人，但俱不会多到四拍以上。至于九言诗句，有二七字的，或四字五字的，都是复合句，并非真九字句，而且读来麻烦，作者也少。不难理解，费气力的，行之必然不广。骈文以四言六言递相交替，又重叠又变化，念起顿挫流畅，所以曾流行千年，至于没有固定字数的散语句子，在说话和诵念中，也有轻重疾徐。常见初识字的小孩或识字不多的成年人，拿着报纸，每字平均力量去念，听者常会发笑。因为他们失却了句中的板眼，更不论句间的抑扬了。所以散语的句子，包括文言的或口语的，无论多么长，都必有中间的顿挫。

（摘编自启功《汉语现象论丛》）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