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性评价大于分析性评价，因而二者的兼容和自治也就难以顺畅实现。而士人文化的核心则是审美文化。士人文化及其文艺评论的出现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实力的社会阶层崛起；二是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其他实用性社会文化功能中分离出来，这两个前提的出现，既保证了士人作为独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实体存在，又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发生的时代性转换创造了必要条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框架有较强的体系感和科学性，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某些越过学理直接用政治褒贬进行文艺评论价值判断的方式更具有真理性的含量，因此，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治程度最高，最为成熟。

市民文化的核心是实用文化。从需求的动力来看，帝王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载道”和“教化”目的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士人文化以品鉴方式达到审美目的是出于士人“修身”“怡情”的需要，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载道”“怡情”都是很遥远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现实生存问题。市民文化从文艺样式到价值诉求再到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舞台的底色，在诸多方面呈现新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标准。

从时间上看，市民文化大幕正式拉开是从元代开始。但宋代市民文化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均已初具规模，为元代开始的市民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限制，市民阶层自身难以完成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所以，市民文化的创作和评价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

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主流文学样式不仅有接受和传播的困难，而且它们已经为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操控垄断，成为宣扬各自文化诉求的创作渠道和价值评价对象。在以往的文化舞台中，代表市民或下层民众文化属性的小说、戏曲等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已经被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所贬低、否定而处于文化舞台的门外，所以，市民文化想要登堂入室，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反映自己阶层文化精神的各种样式载体的社会地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取代诗歌、散文的主角地位，成为元明清以来文学舞台的主流文体和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主要对象。这等于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内核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修身”“怡情”转向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求真求实，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基本平台。

（摘编自宁稼雨《中国历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城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一声吼

张爱国

1943年冬天的雪，真是太大了。我奶奶的四个孩子，最大的我大伯十一岁，最小的我父亲刚满月，都断炊两天了。天黑时分，奶奶和四个孩子静静地躺在床上，对蹲在门口的我爷爷说：“他爹，再想不到办法，我娘几个熬不过明天了。”

我爷爷很木讷，半锅烟工夫才“哦”一声，又半锅烟站起来，说：“我，想办法。”我奶奶问他想什么办法，他却不见了。

除了偷，我爷爷还能想什么办法呢？

黑天白雪，风大天冷，我爷爷迈开两条大长腿，十里的路，半个钟头就到了。

透过院门，我爷爷看到，常家灯火通明，常爷端坐厅堂正中的太师椅上，家人依次而坐，下人们一旁站立，一个个神色凝重，偌大的院子里只有风声呼呼。我爷爷上身只穿一件破棉袄，赶路时出 了一身汗，现在很冷，只得悄悄走开，钻进村头的一个草堆洞里等。

我爷爷在草堆洞里睡了一觉后再来时，常家的灯火熄了。我爷爷凭着风雪声的掩护翻进院子，又凭着曾经替东家给常家送过一次粮的印象，很快就摸进了粮仓，又摸到一个褡裢，装上米，再 用绳子绑到腰身上。

从粮仓出来，我爷爷傻了：进来时他是就着院墙外的一棵树才爬上近丈高的墙头的，可院子里没有树，上不了墙。摸索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西厢房的一扇窗子靠近院墙，可以就着窗子上墙。我爷爷提提裤脚，就要往窗台上跨——房里的灯突然亮了。我爷爷急忙往下一蹲，缩到窗脚下，双手 紧捂口鼻。

屋里并没有动静。我爷爷悄悄地将身子往后仰了仰，看见雪白的窗纸上映着一个女人的影像，一动不动，似乎只是静静地坐在窗前。

好一会儿，屋里的女人还是毫无动静。我爷爷轻轻向后握了几步，隔着窗纸，他依稀认出女人是常家少奶奶。常家少奶奶我爷爷见过，人长得好，心肠也好，那次送粮时她亲自给我爷爷他们几个做苦力的端茶拿点心。

我爷爷不知道常家少奶奶深更半夜独坐窗前干什么，又探头看，发现她的脸上还挂着泪水。这么好的日子哭什么？我爷爷想起先前在院门外看到的情景，莫非常家也遇到了难审？常家能有 什么难事？

冷，饿，腿脚麻木，我爷爷坐到窗脚下，决定等腿不麻了，就翻出去。

我爷爷太辛苦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咚！”声响通过墙壁传进我爷爷耳里，很响。我爷爷猛然醒来，院子里除了风雪声什么都没有。我爷爷豁出去了，站起来，一脚踏上窗台，另只脚往院墙上一撑，双手往墙头一扒，身子就跃上 了墙头。

“啪！”我爷爷跳下了墙，但不是院夕卜，而是院内——他刚才跃起的同时仿佛看到屋内房梁上挂着一个人，是常家少奶奶。常家少奶奶在上吊，刚才的声响是她踢倒的凳子发出的。

“救人啊！”我爷爷的一声吼，常家院子顿时醒了。与此同时，我爷爷踢开窗子，窜进房，抱住常家少奶奶。

“少奶奶，少奶奶 ...”常家的下人们哭叫着。

“彩云，你怎么这么傻！''常爷捣着拐杖惊慌失措地走来，看到儿媳妇没大碍，就坐到椅子上, “彩云啊，继业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你再有个三长两短 "

“爹，继业说了，今天午时带部队回家休整。午时不回，就说明他殉国了。爹，现在什么时候了？继业回不来了，继业和鬼子拼死了。”常家少奶奶扑进一位满泪水的老女人怀里，“奶妈，我要随继业去，你们不该救我……”

“对啊，刚才谁吼的救人？”常爷站起来。

“是他。”管家指着愣在一旁的我爷爷。

“你是谁？你是怎么……”常爷突然愣住——他看到我爷爷肩上背着常家的褡裢和米。

“我……我……”我爷爷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浑身颤抖。

“我明白了明白了。”常爷丢下拐杖，双手抓着我爷爷的手，“你别怕别怕。"

“我不怕坐牢，常爷，救救我一家老小。”我爷爷噗通跪下，“常爷，我是贼，你报官吧。”

“你的一声吼，救了我常家啊。”常爷也噗通跪下，“你是我常家的恩人……”

就在常爷准备让人挑着粮食送我爷爷回家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常继业带着一队人马回来了——他们在路上遭遇了小股日军，加之风雪大，耽误了时间。

常继业听了事情的原委，当即和我爷爷结拜为兄弟。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2期）

碱蓬草

胡修江

秋天是属于陶渊明的。金秋的菊花开放时，天空蓝得像一个童话，于是人们就登上高坡，高坡上满是文人的诗情和亲朋们精致的思念。而此时，我的心灵却被一丛丛红红的野草完全占据了。乡人说，那是碱蓬草，是沿海滩涂特有的一种植被，也叫碱蓬菜。说它是菜，是怀了亲切；说它是草，是因为野生野长。五月长出新芽时，草叶还翠绿如滴，然后由于生长在海陆之间，潮来潮往间，叶子就逐渐开始变红了，九、十月间，简直是漫滩遍野的红。它喜欢盐碱地，喜欢和海浪亲吻，丛丛簇簇，扎根于荒凉，向翱翔的海鸥展示野性的美丽。

碱蓬草生长在海滩上，一年又一年，蛮横、执着，看惯的人觉得是顺理成章，初到的人觉得惊讶神奇。我虽不是伴着碱蓬草长大的，但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我和它有了一种若即若离的默契，它正适合我细细地阅读。暂时逃离城市，既非归隐，也非从俗，就是想在作秀般的喧扰中寻到一点朴实的宁静。登高赏菊，很多人是因为陶渊明，似是一种硬造的文人情结，我不想这样。陶渊明的归隐，因着文人的清高，并非本愿，乃逃禄而归耕，不论外表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他种的豆从来就长得不好，草长得太茂盛。他的田园就像一个装饰好背景的舞台，一个人粉墨登场，耕种就是演戏了。但当你面对这一丛丛犹如红色的地毯般一直铺到天边的碱蓬草时，你就会直面最朴素的生命诠释：自然。你能炫耀一种坚强吗？坚强是在不适合自己的环境中的勇敢生存，碱蓬草不是，它就适合盐碱地，土地肥沃，就会死亡；你能赞美一种热情吗？热情是无时无刻不在的青春的涌动，碱蓬草不是，秋天过后就会凋萎。

当年在大沽河边，英雄战死在疆场，鲜血染红了大地，也染红了河岸滩边的遍野的碱蓬草，从此野草涂上了英雄的光辉。今天，理想主义的时代渐渐离我们而去，但草却依然在顽强地生长，铅华洗尽，本色如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瓜菜代”的岁月，碱蓬草成为救命草。滩边的渔民村妇采来碱蓬草的籽、叶和茎，掺着玉米面蒸出来红草馍馍，几乎拯救了一整代人。今天，很少再有人钟情于它，只有一些都市人，在厌倦了大鱼大肉后，买上一两个碱蓬菜的包子，调节一下已被油腻堵塞的肠胃。碱蓬草依旧鲜红亮丽，依旧春天发芽，秋天枯萎。它能觉察出自己地位的变化吗？草木无情，多情的只是人类自己，但往往又是自作多情。草依旧是草，就如同人依旧是人。

碱蓬草环绕的，是一处处的养虾池，那些赤脚的农民经常从碱蓬草上走过，每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家人送来饭菜，一家人就这样在晚霞的余晖中享受着最平常的幸福。为了养虾，他们晚上经常睡在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屋中，夜风吹送，送来大海的涛声，与之相伴的就是这丛丛的碱蓬草，一生的匆忙岁月，几世的艰辛劳碌，都融进瞬间的永恒中了。他们说，这里没什么风景。风景就是一如既往的生活。

如今，对都市人而言，单纯玲珑的风景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诱惑，粗犷与坦荡反倒吊足了一些人的胃口。于是，更多的人开始走马观花般地浏览“荒凉”，对此，我只想说，向往一种勾人魂魄的旅程的同时，不要玷污了一份朴拙、一份厚重。

对于那丛红草，我也只是一个过客，回归都市，心依旧茫然，脚步依然匆忙。该忘掉的就忘掉吧，不能忘怀的，就存在心底，一切随缘，自由地生长吧。

莫把汉学当国学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