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活动，尤其是大规模、普及化和历时长久的选拔性教育考试，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途径，对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整合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地位、影响来看，科举考试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的动力。科举考试成为封建王朝选士授官的正途，受到统治者和广大士人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选拔的各级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从政、为文或教学活动中，能够有效推动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就科举制自身特点而言，它具有文化整合的内在机制。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科举考试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命题和录取，考试内容和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为大范围、多层面的文化整合奠定了重要基础。科举考试允许士人自由投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科举与察举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读书人可“怀牒自进”，自行应举，不需地方官府荐举。除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之外，科举对象不受年龄、民族及教育程度的限制，只要身家清白，一般均可在户籍所在地区报考。由于科举考试将自由报考、公平竞争与弘扬儒学文化、推广学校教育联为一体，使得参与这项考试的阶层越广泛、考生越多，就越有利于教育机会的下移和社会文化的整合。受科举考试影响，唐宋以后，官学、私学和书院教育沿着科举选士的轨迹而发展演变，儒学文化逐渐普及到民众阶层。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公平合理性和文化适应性，易于推广并长期延续，从而有效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

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相比，科举制打破血缘关系、门第、财产和特权等先赋因素的限制，主要以个人才学作为取舍标准，注重后天学习的作用，更具有客观性和平等特征。在追求考试公平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科举考试推行糊名、誊录、锁院、复试等防弊措施，维护了科举选士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为科举制的长期延续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适应特定时期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人才培育和选拔的需要，隋唐以来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兴办官学，开科取士。与设立官学、私学及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相呼应，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人工智能近来很火。普通人若要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虚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建立标准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

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摘编自赵展慧《人工智能应用为重》)

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上唯一的。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 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摘选自金庸《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同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