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蜕皮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以及求善的方式译意风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这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道家则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解脱。两者的不同，可以用三个简单观念来加以分辨。

第一，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

道家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必定徒劳无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超越人类本位。而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的造作越多，麻烦越多。譬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定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还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所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第二，儒家以“天”为至高存在，凸显历史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字宙的最后根源。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儒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把“天”当作最高存在。孔子两次遇到困境，都把“天”抬出来，如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道家则不同，道家以“道”代替“天”，“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道家认为宇宙最后的根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孕育万物，是一切的起始与归宿；“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又超越万物。道家由“道”取代“天”的地位，很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天人合德”的“德”是善的德行，亦即人要行善，要不断地修养德行。“与道合一”则代表人要成为有道者或行道者，觉悟了“道”，人的生命境界整个就不一样了。

过去认为，有三种人学习道家会比较有心得。一是年长的人，二是失意的人，三是非常聪明的人。从秦汉到唐宋，中国历代的文人，许多都喜欢道家，他们的作品所用的语汇，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的：“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显然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中。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况且，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这个个社会要交给谁来担当呢？由此观之，儒家和道家在社会的功用上，是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

（节选自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有删改）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参与全球贸易和技术、知识、品牌跨国转让的制度标配，激发民族创新、維护竞争秩序、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路径。

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绩效如何，一方面看在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激励下，该国科技、文化和艺术产品的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则看该国的知识产权输出水平。近年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创新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組织2018年7月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经济体中排名比去年上升了5位。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输出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从我国连续多年位居有效商标注册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的第二大国，以及著作权登记量和10年前相比翻了20余倍等成绩中可见一斑。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营造利于创新创造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被动选择到主动战略化安排的发展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适应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开始着手建立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加快了知识产权立法进程，知识产权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至此，我国业已建立起体系完整、功能耦合、配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为巩固我国知识产权大国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意识基础。

当然，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道路上，中国依然任重道远。首先，着力构建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包容平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体制和新秩序。反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单边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反对任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服务全球经济增长，服务全球知识和技术扩散、服务全球消费者福祉的工具，而不是个别国家用来打压和掠夺另一国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的工具。其次，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利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重大契机，在民法典中加强知识产权制度规范的设计，加强对地理标志、传统文化资源等的立法保护，通过民法典来引领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潮流，将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加以固化和稳定化。再次，加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随着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正日益上升。可考虑设立国家缀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构，加大对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我国海外知识产权利益的预警、取得、保护与管理，我国企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中，获得平等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法官专业化、理论化和职业化水平，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恶意侵权、反复侵权行为惩罚力度

（摘编自黄汇《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