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第二，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不独是华族的共祖，也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山海经》是一部出自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书，兼有神话性质，所言民族之间的自然血缘性关系也许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如若从文化上考虑，它们之间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性的。

第三，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书》云：“国有本，有干，有伦质，有枢体。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他）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悦），枢体也。”这是说，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以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也许你并不是一个追求生命长度的爱好者，但亲密关系也指向生命的深度、自我价值的实现。开始于1938年的格兰特研究证明了这个联系。此项研究始于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和研究团队发布了“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赢家”的课题。他们以1939年到1944年的哈佛二年级男生为对象，持续追踪了他们未来75年人生的各个方面。研究团队选择的男生拥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身体素质，并且极有可能运用他们的潜能，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成年人。然而，这些孩子并非全部都开始或者持续拥有想象中的幸福生活。他们中有一些人沉溺于酒精，一些人承受着儿时经历的心理创伤。但那些工作、生活双丰收的成功者，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高度重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的强大能量，预示了这些人在人生各方面都幸福、圆满。

也许你崇尚个人奋斗，看重强大的内心，认为亲密关系是儿女情长，但从脑科学角度看，人“心”并非坚不可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咨询师韧心旎说：“哈佛大学脑神经的研究有很多文献显示，大脑中有不同的区域，我们得到拥抱的时候，血清素会增加。这种激素不但增加快乐的感觉、调节情绪的能力，而且能增强记忆力，保护神经元，减少受到压力激素的损害。亲密关系不在生理层面上，更在现实层面上给我们提供支持，因为无论是谁，都会在生活上遇到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在持续稳定的亲密关系里，大脑的某个区域会得到很多激发，神经和神经会不断连接。就像是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同样的，大脑中本来只有神经细胞，但两个神经细胞连接得多了，它们之间就有了连接。这个人的记忆力会更强，逻辑思维能力也会受到积极的影响。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刺激，没有被欣赏、被鼓励，大脑发育是不可想象的。”

体现在心理层面，亲密关系的价值是给予安全感，人在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学习探索一些问题，自信心更强，人格更独立，自我成长趋于完成。在中国，比较容易理解的案例是一味地“望子成龙”也许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讨论亲密关系，是要深刻理解人生过程中的那些关系，并且进行改善，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