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等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节选自《中国的“士”与“士文化”》，有删改)

“安身立命”作为一个成语，出自禅宗。《景德传灯录》有这样的记载，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然而“安身立命”作为一种学理，则出自儒家。孔子在《论语》中，已谈到“安”，宰我觉得守丧三年太长了，孔子申斥宰我“不仁”，丧礼之所以规定守丧三年，理由就在于一个“安”字。“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安”，指的是情感的安顿、精神的安顿。《论语》也谈到“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身”指的是人的行为践履，把精神安顿与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关于“立”，孔子的说法是“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就是确立人生的价值取向。关于“命”，孔子的说法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 “命”，指的是君子应有的使命感。

到孟子这里，则形成了儒家关于安身立命之道的比较系统的说法。孟子把人性善视为安身立命之道的内在依据，而“天道诚”则是他为安身立命之道指出的超越指向。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所谓“思诚”，就是以“天”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扮演好天民的角色，力求进入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至于进入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路径，孟子不可能选择外求的认识路线，只能选择内求的心性修养路线，他称之为“求其放心”。他指出，人之所以流于不善，并非人的本心所致，而是人不肯下功夫寻回业已失掉的本心。

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对其做出深刻的阐发，使之在学理上臻于成熟。他们倡导的“孔颜之乐” “圣人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复尽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都是关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具体说法。经过理学家的阐发，儒学不但可以治国，还可以治身和治心。

人们寻找精神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外在的路向，也可以选择内在的路向。如果选择外在路向，会形成宗教的精神生活方式，把超越的目标定位在彼岸世界。这种精神生活方式通常会否定人生的价值，如基督教有原罪说，佛教也有“人生是苦”的说法。按照外在超越的路向，人无法自己实现超越，必须靠救世主或佛来拯救。儒家所选择的是内在超越的路向，找到了一种哲学的精神生活方式，就是从内在性出发，肯定人性中具有崇高价值，肯定人具有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这种内在超越，完全靠自己努力，“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必指望外力的拯救。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具有包容性，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实行现代转化，可以成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资源。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汉字不但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也是从古到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由汉字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但是，汉字是怎么造出来的？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在国内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荀子·解薮》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书中记载，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

传说中的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一种说法是：仓颉从绳结记录的史书中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

文字的出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这些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保存地相当完好，总字数约3500个。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鲁迅先生在《鲁迅·门外文谈》中谈到：“在社会里，造字的也不止仓颉一个人，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到底是不是仓颉造的汉字，而是造字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字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研究汉字的起源问题，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中国文字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