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衹。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

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

从这个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

（摘编自臧知非《史学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商家不断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诸如《傲慢与偏见》《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这些被认为“高冷”的文学经典，通过这一方式收获了大批听众。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这个数量以千万级计算、以4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和知识爆炸的移动互联时代正面遭遇，产生了核爆级的知识需求，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的主力军。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播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段时间，美国一杂志网站刊文介绍中国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成了泥沙。这就需要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摘编自2018《人民日报》《阅读经典，成就“今典”》）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开幕。会议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贏大计，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节选如下：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经济的力量、科技的力量，也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加强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新平台。

我们认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昭示中，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

(摘选自《人民日报》)

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摘选自《“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喜马拉雅共识机构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国际研究員龙安志表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正当其时，抗击了西方逆全球化风潮的兴起，迎合亚洲经济体转型契机。“虽然亚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加强共识后，能够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走得更好。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等国可以通过金融、科技、环保领域的合作，践行经济可持续发展。”他说，“在文明交互加深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领域合作将更容易。”

此次大会还吸引了亚洲以外国家的参与。对此，龙安志说，与古代丝绸之路一样，沿线经贸文化往来的受益方就不仅限于亚洲。“随着大会的开展，相信会有更多国家关注，但最重要的是，亚洲各国立足自身的根基，在平等尊重，求同存异的认识下做好自己的事情。”

(摘选自《经济参考报》)

新加坡《海峽时报》报道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除了分论坛之外，还包括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等一系列活动，囊括了各色美食节、电影节等.将促进亚洲文明合作。

阿富汗“TOLONews”电视台报道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促进不同文明之同的和谐共生”。

《印度教徒报》报道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动相互理解和知识共享，有助于解决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近几年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摘选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