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的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国文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方。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总是很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

有一天上作文课，徐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晓得个啥？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晓得个啥？我一眼把你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后来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如今想来，当初的凶何尝不是一种负责。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也因此逐渐领教了他的才学。还有他的朗诵也非常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 “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的抹，整页整页的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的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的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的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的体味，你的原文是软爬爬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在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有删改）

或许有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美，文学应以美为最大特征，而非公共良知与社会责任。不错，美的确是艺术的首选，但何以为美？词语外壳吗？文本装演和雕饰吗？当然不。“准确”就是美！闪电般捕捉到事物的核心价值、灵魂的真相和生命不轻易泄露的秘密就是美！为何会准确？是因为你真实到了一定程度，下潜到了足够深沉的位置；是因为你用诚意和责任换取了事物的真，并挽留了它；是因为你顽强地靠近并守住了距离真相最近的点。表达准确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的勇气和表达的责任，后者甚至更重要。像童话《皇帝的新衣》，最美的一句话是那个孩子说的，这就是诚实的功劳，是童年的属性在帮一个人实现生命之美。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真实，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能否对心灵和精神不撒谎。我发现，凡让我怦然心动的，无不是高度准确的句子，它准确地击中了你的某个精神部位，感动和惊讶着你，你才觉得它美。它惊醒了你体内某种东西，帮你恢复成你的样子。读者往往对某个作家有一种固执的信任，逢其文即读，遇其书则购，因为预支了一份信任在里头。大家相信他的精神是诚实的，都愿意相信他又－次要把真诚而重要的东西告诉大家。尽管他的故事未必每次都精彩，未必每个观点都卓尔，但人们已养成了一种恭候他的习惯。这样的精神印象，无疑乃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和成就。

(选自王开岭《当代散文的精神惰性》，有删改)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日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

因此，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义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

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选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